王鹤滨明白了毛泽东的“手语”与目光所表达的意思，便快速将口罩塞进提包里。毛泽东不愿意用这个洁白的口罩把自己与周围的人隔开来，尤其是不能与正在操作的工人们区分开来，因为他们在这种环境里工作，离发射粉尘的高炉最近，吸进去的粉尘和有毒的气体最多……王鹤滨当时很奇怪，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怎么没有相应的防护措施，连一个简单的口罩都没有。
为了工作上的便利，领导后来把王鹤滨安排在菊香书屋大门对面的一套西房里居住。在菊香书屋的院子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特别注意从两个房间里射出来的灯光，一是办公室的灯光，一是紫云轩起居室的灯光，尤其是紫云轩的灯光，这灯光是显示毛泽东活动的讯号。王鹤滨说，大家对这一讯号的关心，就像行车时注意红绿灯一样。其中，紫云轩的灯光，就是毛泽东生活中的信号灯。
毛泽东右侧的床头桌上放着一盏台灯，只要他醒着，那盏灯总是亮着的，伴着毛泽东读书。灯光下，他半躺半坐，或者侧卧着，或用右肘支持着上半身的重量阅读……直到他极想入睡的时候，或不能不睡的时候，才将灯拉熄。
在紫云轩起居室里，半床的书籍保证了毛泽东几日内不会读完。王鹤滨说，毛泽东为了看书方便，才把书放在了自己的身侧，即仰卧时的左侧。为了使半床书能平稳地放在床上，毛泽东不得不把床上的弹簧软床垫撤去，换上相同大小的硬木板。毛泽东读书很认真，除了用眼、用脑外，还要动手，将阅读中激发出来的新认识、新发现、新观点，以及质疑、问题等记录下来。为了寻查方便，对那些古装书籍、借来的图书，只好标记在纸条上夹在书页之间，纸条尚有一部分露在外面。对一般书则直接标记在书页之上，或作眉批，或记旁注，或用一些“△，○，-，×”等符号标记，还有各种线条：斜的、波浪形的、单线条的、双线条的或三条线的……要破译这些符号的含义，尚要一番精心的“考证”工作。毛泽东未看完的书籍，或刚看过、还需要看时，则卷着摆在顺手的地方，或枕旁，或书堆上。他没有折书页的习惯，这可能与毛泽东年轻时在北京图书馆做过一段时间的图书管理员有关。“主席对书是特别亲切的，一有时间，他在院子里就拿着书看，外出的时候总是带着书。”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在中南海机关大院内，专门为青年卫士和职工们办了一个业余学校，有七十多人。王鹤滨记得，毛泽东还以自己的名义请来五位老师开设了语文、数学、地理、政治、自然等课程。教室就设在一个平房内，大家利用业余时间来学习。
当年，毛泽东总是以没时间看《参考消息》为借口让王鹤滨来读给他听。“他让我注意一下《参考消息》，有些国际性的动态呀，给他讲一讲。他说自己时间很少，我应该用他的稿酬，订一些报纸，譬如香港的报纸，不管什么观念的，不管是左的右的，都买来看，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产生观点了。”王鹤滨后面明白了，毛泽东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为了锻炼和培养年轻人洞察世事的能力。
在王鹤滨眼里，毛泽东不仅是一位大诗人，也是一位大书法家，从他独创的书法形态中可以感受到他刚柔并济的性格特点。毛泽东经常读帖，数量也相当多，但未见他临帖，他的书法自成一体，用笔洒脱，不受拘束，从不是把字体凝缩在中宫，而是充满在格子内，下笔便冲出乌丝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