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来多年的合作看，陆费逵和舒新城两个人的确相处甚欢。舒新城管着编辑事务这一摊，从选题策划到具体执行，从作者挑选到书刊的宣传，都得劳心劳力；陆费逵也一样，他考虑更多的是书局的发展和走向，所以除了书刊出版，陆费逵还做多种经营，不把鸡蛋放在“出书”这一个篮子里，比如开函授学校、做文具代理，甚至卖公文包、卖扇子。
除了在杂志、工具书方面，中华书局不愿落在商务印书馆的后面，就是古籍出版，陆费逵也一样卖力。众所周知，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精通古籍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于1913年到1922年主持编印了《四部丛刊》初编。而从1920年起，中华书局开始编辑《四部备要》。1921年，聚珍仿宋印书局加盟中华书局，使其品牌实力进一步增强。聚珍仿宋印书局是著名金石篆刻家、“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丁辅之与弟弟丁善之创办的。丁氏兄弟费十余年之心力，创制了“聚珍仿宋字体”——现在我们电脑中使用的仿宋体即来源于此。以聚珍仿宋体排印、丁辅之亲任监造的《四部备要》，也因选书精要，文字古雅而被称道。茅盾先生后来总结：《四部丛刊》是“善本派”，《四部备要》为“实用派”。
皇皇巨著《四部备要》出齐后，曾于1934年3月在《申报》上刊登广告，告知读者，只要找出一个错别字，赏银十元。虽然这是为宣传《四部备要》而想出来的吸引人的点子，不过也可见陆费逵做事的认真到位——他很自信，人们要从这部2亿多字的大书里找错别字并不容易。
除了《四部备要》，还有一项浩大的古籍整理工程——号称“古代百科全书”的《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一部古代类书。清雍正六年（1728）仅以铜活字排印了64部，后来罕见传本。1933年，中华书局以1万元价格购得底本，在加工修整制版等方面不惜投入，在1934年开始影印出版。中华的这种抢救行动，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作出极大贡献。为了便于读者购买，中华还将原书5000册缩印为800册，售价低廉，使得这部珍贵的文献为广大读者所使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要求工作人员为他配置的书中，《古今图书集成》名列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