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商务印书馆(3)

从另一个方面看,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夏瑞芳的确知人善任。他把张元济从南洋公学挖到商务印书馆是花了高薪的。张元济在南洋公学的月薪是100元,而夏瑞芳给张开的月薪是350元,从张元济给商务印书馆带来的效益看,这个开价完全值得。

与刚到上海那几年不同,1904年后,张元济对社会活动的参与多起来。这时清政府下诏赦免“戊戌变法”中的罪人,所以张元济当年的“处分”也就拿掉了,不过这件事并没有让他多么兴奋。他仍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对社会事务和民众利益加以关注。

1905年,张元济参加了保护中国铁路权的“保路运动”,赞成浙江铁路由民间集资自办,反对外国人对中国铁路权的攫取。当时浙江的一些民族资本家在上海集会,决定自建铁路,创设浙江铁路公司,选张元济任董事会董事。因为英国方面不肯取消原来的借款协议,给清政府施加压力,张元济还作为浙路公司的代表到北京请愿、谈判,和奕劻、袁世凯等人谈了一个月,可惜最后无果而终。

由于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国内要求效法日本进行宪政改革的呼声强烈起来。清政府算是顺应潮流,一方面派大臣们出洋考察,另一方面设立了一个新部门——学部,专司教育行政。清政府此时想起了张元济,调他回北京做学部官员。张元济在矛盾中北上做官,只可惜这一次为官历程不仅时间不长,也没有什么大作为。

到了北京后,张元济在专为学部和外务部储备人才的储才馆任职,不过做得不怎么开心。这期间为官倒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获得了去国外游历的机会。1908年,他去日本考察,很是开阔了眼界。一个相邻的弹丸小国,其制度、教育水平都明显优于中国,这让张元济很有感触。当然,让他更长见识的还是1910年2月开始的环球游历。这次游历的主要目的是调查欧美等国的初等教育和贫民教育,并考察各国的出版事业。张元济走了将近一年,英法德意美日跑了一个遍,国外的义务教育制度以及职业教育水平都给张元济留下深刻印象。他曾写下自己在德国的所见:“在柏林约看学堂有三十余处,实非他国所及,凡剃头、扫街、送信、卖肉之徒,均有特别补习学堂,就其所业而教之。”回国后,已经是辛亥革命前夜,他决意离开清廷回到商务印书馆,并产生了推动教育改革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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