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我们又搭乘飞机由巴黎飞往伦敦，那飞机小得我非与他双膝交叉对坐不可。以前我从没搭过飞机，因为晕机吐在一个纸袋子里。我并不害怕，那只是因为空气不好，机身又颠来颠去的缘故。我吐的时候，徐志摩就把头撇过去，嫌弃地摇着头说：“你真是个乡下土包子。”
话才说完没多久，他也吐了。事实摆在眼前，我带着小小的怨气，轻声说：“哦，我看你也是个乡下士包子。”
徐志摩有两个朋友在伦敦机场和我们碰头。巴黎和伦敦之间每天的班机服务显然是在一年以前才开通，他的朋友急切询问我们这趟飞行感觉如何。徐志摩突然之间变得生龙活虎，兴奋地用英文和他们聊了起来。他们也是中国人，我们本来可以都讲中文的，可是徐志摩不想这么做，所以他们气个人就这样把我排除在了谈话之外。其中一个朋友每分钟都停下来把裤子技高，另外一个朋友老是皱起半边脸，紧张地抽搐。
剩下我们两人的时候，我对徐志摩说：“这就是你朋友啊！”可是他又丢给我一个空洞的眼神，掉头走开了。
到了伦敦，我们住在一个俱乐部里，好像城里所有中国人都在这儿了。那段时间，我们很多人都住那儿，大家互相熟识，都是为了某个理由来伦敦求学。那些认识徐志摩的人见到我都睁大眼睛，仿佛很惊讶似的。徐志摩这时候在伦敦已经住了一年，正在伦敦经济学院修课。
我们和每个人都讲中文，吃的也是中国菜，连徐志摩都好像脱去了那层洋里洋气的外壳。他会小口小口地喝茶，有时候还换上长袍到楼下吃晚饭，我们和其他中国人统统在那儿用餐。也许他在吃中国菜的时候比较喜欢穿中国衣服吧，我也搞不清楚。
饭厅的隔壁是间休息室，每个人吃过晚饭，都到那儿聊聊政府和政治，诗词和文学，其中也有少许几位女士。我话不多，就坐在那儿听人高谈阔论。有几个人知道而且景仰我二哥和四哥，就来告诉我。
还有一个人问我打哪儿来，我告诉他从硖石来，他就问我是哪个人家，我告诉他是徐府。他说：“哦，徐府有个叫做徐申如的人。”
我说：“对，他是我公公。”
他又说：“哦，徐府很有钱，是浙江省最有钱的人家之一。”
讲这种事情非常奇怪，因为中国人认为谈论金钱是很没礼貌的。我不知该如何答对。
停了半晌，我才说：“大概是吧，我们年轻人不插手生意上的事。”
我知道，既然我到了西方，就可以改变我的行为举止了。我可以上街，看自己想看的东西，可是我没去。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为何当时除了整天等着徐志摩，我什么事也没做。就算可以自主行事了，我甚至连想都没想过。
他一直在忙自己的事，好像我不在那儿似的。他冲进冲出，安排这安排那。他就要成为康桥大学王家学院的文科特别生，打算搬到康桥去，要租房子，还要筹划旅行的事。徐志摩叫我待在房里别管他，所以我就坐在伦敦市中心的中国人俱乐部里，觉得若有所失，因为其他中国人全都有事情要办，有功课要完成，连女士们也一样，而我却无所事事。徐志摩隔一段时间会回房间，而他回来只不过是为了要再离开。每次他发现我还在那儿，就露出惊讶的表情。我心里应着：我会去哪儿？说不定他以为每次丢下我不管，就可以凭意志力让我消失得无影无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