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清代，官方与民间对关羽都极为推崇。根据么书仪的研究，从戏剧行业对关公的无上敬奉，可以看出“‘关圣’在民间信仰中独一无二的地位”。前载顺治、乾隆等朝对关羽都进行过册封，到咸丰年间，关羽更被纳入官方“中祀”的行列。与“祭日、月、先农、先蚕、前代帝王、太岁之礼”等同，其地位“仅次于天、地、上帝、太庙和社稷”。此时关公在全社会信仰中的地位已达到顶峰。
与此同时，与关公有关的戏剧被官方禁止，从其禁止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关公在民间信仰中的影响之巨。《京剧长谈》中记载了“乾嘉时期”著名关戏演员米喜子的演出场面：
当米喜子一落水袖时，台下就乱套了，前台有些听戏的官员、平民跪下一大片——在他们眼前的，不是常看的，揉红脸的关公，而是一位面如重枣，脸有黑痣，凤目长髯的活关公……米喜子一演戏，关老爷就显圣。
人们在观看关公戏的精彩场面时要么跪倒在地，要么“合掌诵那关帝宝诰太上神威的一篇法语”或者“添枝加叶地硬说看见关老爷骑马拿刀站在米喜子身后头”，民间对关公信仰的程度再清晰不过。如么书仪所说，官方采取的禁演方式实际上更加剧了民间对关公神化的笃信，官方的禁止只是表达了统治者对关公尊崇的一厢情愿，而民间却更希望借助包括戏曲在内的一切形式与“显圣”的关公产生直接的交流。“神圣临凡的关羽，既是伶人对关羽形象的理解和想象，也是观众对关羽神格化的期待。”同样的道理，内丘的家堂神码以关公形象出现也正是这一民间心理的结果。
我们可以从米喜子当时祭拜关公的行为见出内丘家堂供奉关公的一些共同点。《梨园外史》中载：“米喜子到了后台，勾好了脸，怀中揣关爷神马，绝不与人讲话。唱毕之后，焚香送神。他那虔诚，真叫做一言难尽。”此间已明确记录了其供奉所用的必定是北京所称的“神马”。这一传统保持到晚清的慈禧时代，《慈禧太后私生活实录》中记有：
……尤其对于那人称伏魔大帝的关公，格外的恭敬虔诚，无论一个怎样喜欢说笑话的人，只要是轮到他今天扮演关公，他就立即会端庄起来。而且，还得先去买一尊关公的佛马来，折好了高供在桌上，点起香烛，诚诚恳恳的磕了头，然后才敢起来，很小心地擂在他自己的怀里，一直到戏唱完，才掏出来，依旧供在桌子上，再磕过头，然后，还得把它搁在纸锭上焚化。
既然在民众的心目中，扮演关公的演员就是关公在人间的显圣。那么是否有理由相信，他们对关公的拜祷行为也会引起民间不同程度的效仿。在内丘，县志记载曾有三座关帝庙，当地崇拜关帝的规模和影响较大。结合关羽自身拥有的勇武、忠义等神性特征，内丘百姓将其贴于厅堂，一方面起到了辟邪攘灾的功能，一方面发挥着人格上的认同和规约作用，更重要的是表达了民间对关公伟大人格与神格的尊崇。
在内丘神码中，需要注意的是，家堂关公有别于前面探讨的诸种神祇。其最大的不同是家堂的画面为彩色套印，制作工序上远远复杂于单色刻印的神码。相对复杂的制作工艺与显著的张贴位置可以共同证明家堂关公的重要意义。除了上述民间供奉关公所共有的三个因素之外，家堂的相位还意味着，关公担当起了一个家庭院落之主的角色。在一个家庭信仰空间中，他成为俗世的代表和人间的领袖，成为“替天行道”的家庭生活的领导者和裁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