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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前，有大画商想炒“川美77级油画班”，入学时全班最小的雷虹对他说：“你定位不准，你没有详尽资料，你都不知我们班有多少人……”
而在李珊这里，这个词意味着一种历史感：“中国当代艺术从源头（民国时期）起，一直都和政治气候有紧密的关系，如果没有‘文革’那么多年的积压，不可能有‘川美77级油画班’这样一个所谓的明星班出现。而且这班里每个人的故事都特别多，每个重要作品后面都有一个大的背景，我觉得这个比绘画本身更要紧一点，先要把这个血统理清楚。”
根据系史，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独立成为专业是在1956年。三位奠基人中，刘艺斯、叶正昌都是徐悲鸿的学生，走的是法兰西学派的路子；刘国枢是唐一禾（新中国成立前与兄弟唐精义创办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的得意门生，做学生时曾给冯玉祥画过像。
王大同教授（77级任教老师）回忆说：“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引进一批苏联专家，其中有个油画家叫马克西莫夫。他在苏联油画史上地位并不高，但基础不错，还是有一套办法的。目前在美术界掌权的这一部分人，如靳尚谊、詹建俊、秦征等，都是‘马训班’毕业的。我们学校也有一位——魏传义老师。”1977年，四川美术学院还有军宣队和工宣队，魏老师是油画教研室主任，兼任过77级班主任。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急转直下，苏联专家撤回。于是1960年，从罗马尼亚来了位博巴教授，在浙江美术学院办了一个“博训班”，其艺术观念、样式、风格都跟苏式绘画有很大不同，沿袭的是欧洲绘画传统。四川美术学院的夏培耀老师参加了1960年至1962年的“博训班”，后来教77级、78级素描课。
在77级入校之前的1977年8月，何多苓的《追穷寇》和王大同的《同学》代表四川省参加了“建军五十周年全国美展”。半年后，何多苓成为王大同的学生。
《追穷寇》画的是解放军战士端着盛满墨汁的钢盔在墙上写标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那画画得爆好，我跟你说，爆好。”雷虹建议我们去收藏它的军事博物馆看看。
那次美展中还有陈丹青、黄素宁的《进军西藏》，张文新的《永不休战》和陈逸飞的《占领总统府》，据说这三件作品让当时的何多苓深感震撼。
20世纪70年代初何多苓报考五七艺校时，随手画了一幅红色娘子军跳芭蕾舞的速写，令招生老师刮目相看；70年代末他精心画了一些跳古典芭蕾舞的姑娘送某展，结果没有入选——“政治正确”就这样统领着艺术走进80年代。
当我赶到西南民族大学高小华美术馆时，迎面望见那幅著名的《为什么》；向左转，是同样著名的《我爱油田》；一回身，是被称为“油画的清明上河图”的《赶火车》——这是高小华的毕业创作，曾被陈丹青誉为“你最好的作品”。在4.5米长、1.4米高的长卷上，有80多个人物，无论动静都像是活的。那几乎能传出呼吸、汗味和巨大声响的画面，让我想起小时候坐绿皮火车去西北，被大人从车窗抱进抱出的经历。《赶火车》在2003年嘉德春季拍卖会上刷出363万元的当时最高纪录。
高小华脖子上系着一条别致的三角巾，肩上搭着一条Nike运动汗巾出现在我面前。他毕业后留校任教，很快去了美国，在纽约住了15年，2000年回成都，现在是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兼名誉院长。他相当健谈。
“《为什么》是1978年年底画的。当时‘文革’刚结束，国人普遍麻木，浑身是伤，但并不知道伤痛在哪里。我十二三岁，正是重庆武斗最厉害的时候，我母亲所在的陆军医院每天送来很多要抢救的伤员，这种表情我很熟悉，就是亢奋完了以后异常疲惫，也很困惑，我捕捉的就是这个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