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纳粹强加的无法忍受的条件下，智力活动还能继续进行，这真是难以想像的事情。历史学家依兹哈克·席佩尔（Yitzhak Schipper）在华沙犹太区被囚禁时还继续写作关于哈扎尔（Khazars）的书。有人问他没有书籍怎么坐下来做研究工作，他回答说：“写历史需要有头脑，不需要屁股。”
日常的阅读常规还照样奉行，既使人惊奇，也使人恐惧。在如此噩梦般的环境中，人们还在读雨果的英雄人物冉·阿让（Jean Valjean），托尔斯泰的美女纳塔莎（Natasha），还要填写借书单，归还晚了还要交罚金，讨论某位现代作家的优点，重温海涅诗篇的韵律……等等。阅读及有关的规则变成了反抗的行动。意大利的心理学家德沃托（Andrea Devoto）说：“因为一切都被禁止，所以一切都被视为反抗。”
在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集中营，一本托玛斯·曼（Thomas Mann）的《魔山》在囚徒当中流传。一个男孩回忆说，每天让他捧起书来读的时间就是“这一天最愉快的高潮。我走到一个角落里安静下来，读书一个小时。”另一个波兰孩子说：“书是我最好的朋友，从来不背叛我。它在失望中给我安慰，告诉我并不孤独。”
格里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写道：“受害人要求伸张正义。”他相信作家的责任就是为受害人讲话，让大家重新见到他们受害的情景，以高超的写作技巧向世人提出警告，借以判明是非，洞察因果。我书架上图书的作者不可能知道谁会来读这些书，但是他们讲述的故事已经预见到、或者已经见到读者会获得什么样的感受和经验。
因为受害人申诉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压迫者总是要千方百计钳制这种声音：或者干脆把受害者的舌头割掉，例如奥维德故事中被强奸的菲洛美娜以及《提托斯·安德罗尼卡斯》中的拉文妮娅都遭受这样的毒手；或者把受害人藏起来，例如卡尔德隆《人生如梦》中的国王处理西吉斯蒙多，《简爱》中罗切斯特先生处理他的疯老婆都是如此；或者完全不承认做过害人的事，例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女仆的故事》的精采续篇中所讲的那样。在真实生活中，受害人都“失踪了”，被锁在特别居住区中，关进牢狱或苦刑营中，失去了人们的信任。我书架上的文学作品再三讲述受害人的故事，从约伯（Job）到德斯第蒙娜（Desdemona），从歌德的甘泪卿（Gretchen）到但丁的弗兰西斯卡（Francesca），这些故事都是隐喻而已，不是镜子一样如实反映。（德国外科医生克里默[Johann Paul Kremer]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中的日记里说：“相比之下，但丁的炼狱就像一场喜剧。”）大多数的文学故事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体面德国人书斋中都找得到，但是他们从中又学到什么教训了呢？
在西方文化中，受害者最古老的原形是特罗伊公主波列克森娜（Polyxena）。她是普里亚姆（Priam）和赫古巴（Hecaba）的女儿，已许配给阿契里斯（Achilles）,但是她哥哥海克脱（Hector）反对这门婚事。阿契里斯偷偷蹓进阿波罗神庙去窥视她，被发现后遭受了杀害。根据罗马诗人奥维德的讲述，特罗伊城被毁之后，希腊军队打算乘胜回国，却受到阿契里斯鬼魂的骚扰，要求杀死波列克森娜祭祀他。于是，她被托到阿契里斯墓前，被阿契里斯的儿子尼奥普托到莫斯（Neoptolemus）杀死了。波列克森娜是绝对的受害人，死因说不过去，她没有任何错误，她的死对任何人没有好处，一连串无法回答的问题让读者心神不安。希腊人想为阿契里斯的鬼魂辩护，想出了许多华而不实的理由，说什么顺求他的要求是对的，可以把刀锋刺进波列克森娜赤裸的胸膛。但是没有一条理由能使我们信服。她的受害遭遇和所有受害人一样，是由于丧失了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