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斋——幸存物(3)

在纳粹强加的无法忍受的条件下,智力活动还能继续进行,这真是难以想像的事情。历史学家依兹哈克·席佩尔(Yitzhak Schipper)在华沙犹太区被囚禁时还继续写作关于哈扎尔(Khazars)的书。有人问他没有书籍怎么坐下来做研究工作,他回答说:“写历史需要有头脑,不需要屁股。”

日常的阅读常规还照样奉行,既使人惊奇,也使人恐惧。在如此噩梦般的环境中,人们还在读雨果的英雄人物冉·阿让(Jean Valjean),托尔斯泰的美女纳塔莎(Natasha),还要填写借书单,归还晚了还要交罚金,讨论某位现代作家的优点,重温海涅诗篇的韵律……等等。阅读及有关的规则变成了反抗的行动。意大利的心理学家德沃托(Andrea Devoto)说:“因为一切都被禁止,所以一切都被视为反抗。”

在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集中营,一本托玛斯·曼(Thomas Mann)的《魔山》在囚徒当中流传。一个男孩回忆说,每天让他捧起书来读的时间就是“这一天最愉快的高潮。我走到一个角落里安静下来,读书一个小时。”另一个波兰孩子说:“书是我最好的朋友,从来不背叛我。它在失望中给我安慰,告诉我并不孤独。”

格里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写道:“受害人要求伸张正义。”他相信作家的责任就是为受害人讲话,让大家重新见到他们受害的情景,以高超的写作技巧向世人提出警告,借以判明是非,洞察因果。我书架上图书的作者不可能知道谁会来读这些书,但是他们讲述的故事已经预见到、或者已经见到读者会获得什么样的感受和经验。

因为受害人申诉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压迫者总是要千方百计钳制这种声音:或者干脆把受害者的舌头割掉,例如奥维德故事中被强奸的菲洛美娜以及《提托斯·安德罗尼卡斯》中的拉文妮娅都遭受这样的毒手;或者把受害人藏起来,例如卡尔德隆《人生如梦》中的国王处理西吉斯蒙多,《简爱》中罗切斯特先生处理他的疯老婆都是如此;或者完全不承认做过害人的事,例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女仆的故事》的精采续篇中所讲的那样。在真实生活中,受害人都“失踪了”,被锁在特别居住区中,关进牢狱或苦刑营中,失去了人们的信任。我书架上的文学作品再三讲述受害人的故事,从约伯(Job)到德斯第蒙娜(Desdemona),从歌德的甘泪卿(Gretchen)到但丁的弗兰西斯卡(Francesca),这些故事都是隐喻而已,不是镜子一样如实反映。(德国外科医生克里默[Johann Paul Kremer]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中的日记里说:“相比之下,但丁的炼狱就像一场喜剧。”)大多数的文学故事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体面德国人书斋中都找得到,但是他们从中又学到什么教训了呢?

在西方文化中,受害者最古老的原形是特罗伊公主波列克森娜(Polyxena)。她是普里亚姆(Priam)和赫古巴(Hecaba)的女儿,已许配给阿契里斯(Achilles),但是她哥哥海克脱(Hector)反对这门婚事。阿契里斯偷偷蹓进阿波罗神庙去窥视她,被发现后遭受了杀害。根据罗马诗人奥维德的讲述,特罗伊城被毁之后,希腊军队打算乘胜回国,却受到阿契里斯鬼魂的骚扰,要求杀死波列克森娜祭祀他。于是,她被托到阿契里斯墓前,被阿契里斯的儿子尼奥普托到莫斯(Neoptolemus)杀死了。波列克森娜是绝对的受害人,死因说不过去,她没有任何错误,她的死对任何人没有好处,一连串无法回答的问题让读者心神不安。希腊人想为阿契里斯的鬼魂辩护,想出了许多华而不实的理由,说什么顺求他的要求是对的,可以把刀锋刺进波列克森娜赤裸的胸膛。但是没有一条理由能使我们信服。她的受害遭遇和所有受害人一样,是由于丧失了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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