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纳粹当局又决定保存一定数量的图书，为了留作档案或赚钱之用。1938年，纳粹主要理论家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建议要保留一些犹太图书（包括宗教和世俗的作品），并成立一个研究“犹太问题”的机构。两年以后，“犹太问题研究所”（Institut zur Erforschung der Judenfrage）便在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市成立了。为了获取研究所需的资料，希特勒亲自批准罗森堡组建一支德国图书专家队伍，就是恶名昭著的EER-Einsatzstab Reichsleiter Rosenberg（“罗森堡国家指导总部”）。被查抄并入研究所的图书来自许多单位：布列斯劳（Breglau）和维也纳的犹太教神学院，法兰克福市立图书馆内希伯来学与犹大学分部，罗马的犹太神学院，海牙的斯宾诺萨学会，里津斯堡（Rijnsberg）的斯宾诺莎故居，荷兰的几家出版公司奎里多（Querido），培加索斯（Pegazus）和费希尔—贝尔曼（Fischer-Berman），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Beth Maidrash Etz Hayim，阿姆斯特丹以色列神学院，葡萄牙以色列神学院，沃洛斯（Volos）的Rabbi Moshe Pessah，维尔诺（Vilna）的斯特拉辛图书馆（创建人的孙子因为被强令协助编目而自杀），匈牙利的一批图书馆（在布达佩斯建立了一个平行的“犹太问题研究所”），丹麦和挪威的图书馆，以及波兰的几十所图书馆（特别是华沙犹太教堂的大图书馆和犹太学研究所）。罗森堡的走卒们从这么多的材料中选取一部分送到研究所，其余全部销毁。1943年2月，研究所发出下面的选书指示：“所有关于犹太教的历史，文化，特征的著作以及犹太作者用希伯来语或意第绪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写作的书，都应该送到法兰克福。”但是“1800年以后用希伯来文字（希伯来或意第绪语）写作的书籍可以化作纸浆，用德语写的祈祷书及其他宗教书籍也适用同样办法。”至于大量的托拉书卷（Torah scrolls），则提议“也许其皮革可充装帧书籍之用。”神奇的是，我那本祈祷书却逃出了厄运。
指示发出七个月后，1943年9月，纳粹又建立了“家庭营”，作为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延伸部分，位于伯克劳（Birkenlau）的桦树林中。这个“家庭营”有一个“引号”分营，是专为儿童设立的，其目的是对外界证明：遣送到东方去的犹太人没有遭受屠杀。事实上，这些人只多活了六个月，仍然和别的遣送对象一样遭受同样命运。在完成了对外宣传的任务以后，所谓的“家庭营”也就永远关闭了。
当家庭营还存在的时候，“31号”分营里住了五百多孩子，还安排了几个囚徒充当“顾问”。在这样严格的监视下，居然还有一个秘密的儿童书库，真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这个书库小而又小，一共只有八本书，包括H.G.威尔斯的《世界简史》，一本俄文教科书，一本解析几何课本。有一两次，囚徒从别的集中营偷偷带来一本书，使书籍增至九本或十本。每天晚上，这些书和其他宝贝（如药品，少量食物）都要交给年龄大一点的女孩藏起来，每晚换一个地方。奇怪的是，全德国都被禁止的书籍（例如威尔斯的作品），有时在集中营里反而能够读到。
虽然伯克劳的儿童书库只有八本到十本书实际存在，但是还有其他书本在流通，那是用口头转述的方法。只要没有人监视，“顾问”们便把早年熟记在心中的书背诵给孩子们听，彼此交替轮换，让不同的“顾问”给不同的孩子们“读书”。这种轮换被称为“图书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