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呢？在别人并不以为意甚至以为乐的事，我却像烫了屁股的猴子似的，我就是这么个人。
工程师楼落成了。一座红白相间的四层小楼，整个红村唯一的一座像样的楼房，红村的标志性建筑。人们也叫它“干部楼”。在我这总共没见过几座楼房的眼睛里，那楼简直宛若一个美丽的童话中的房子。何况坐落在红村中风景最美、地势又比较平缓之处，可以俯瞰峡谷，又面朝太阳，是打在这片风景上的一枚漂亮的惊叹号。这座楼一开始动工，就成了红村的兴奋中心。
可是我怎么都不想为它欢呼，怎么看都觉得这幢楼活脱脱是红村等级制的一个象征。
陆文广得意着呢。房子快要封顶前，一天起码要围着大楼转十遍。也许因为新近荣升了“一把手”，心情太好了。每当他踌躇满志地打量这座楼房时，说不定还以为自己颇有曹操的风范呢。
“哈哈，幸福是毛毛雨，会落到每个人身上的，先后而已。”陆文广打着哈哈说。建工程师楼是他的得意之笔，一个战略性举措，说是以此来吸引和留住人才。
“好吧，我们就等吧，等到幸福的毛毛雨落到我们身上的那一天。”工人们带着一点讽刺意味，也仍然是嘻嘻哈哈笑着说的。
可是我却笑不起来，无法像我的工人弟兄们那样。
屈辱的感觉，犹如海中的鲨鱼，时不时就要冒出来。在一团和气的红村，人，毕竟是分三六九等的，这个事实像红村处处可见的灰白色岩石那么具体。那时我还是一个车间工人，在这半研究性质的单位里，我几乎无时不感到自己的地位类似于旧社会的下等阶级。这不是针对我个人的，而是一个阶层所遭受的不公，我总这么想。孙玲老说我自寻烦恼，说那么多人都能忍受，甚至觉得还是挺不错的，方方面面，就我愤愤不平。
其实对于能不能马上享受到楼房的便利我并不是那么在乎，住平房虽然不方便，但住久了也就习惯了。小时候不也是一直住平房吗？上厕所也得跑老远。无非晚上不喝水，夜里就不会起来去外面上厕所，实在憋不住了，反正到处一片漆黑，打开门便可以就地解决。可是被视为下等阶级，这个现实尤其因为高考的屡次失败而格外锥心刺骨。
我从来不曾对任何人提起过家事。我母亲的家族，母亲的上辈，有大学校花，有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女留学生，有清朝的官员，民国的都督，我的外公还是国民党政府的省参议呢。外公家还不止一个留学生，有国民党，也有地下党。而父亲的家道是早已败落。小时候，我听父亲那边的一位老舅婆讲，我父亲的父亲，即我的爷爷，曾经有过一匹白马。他是一个白面书生，与他的表兄弟二人，常常同出同进。那一位是骑枣红马。一红一白，两人骑马“嘚嘚嘚”穿镇而过时，镇上的男女老少是要立在门外观看的。有次我父亲喝醉了酒，我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听见他哭，把我惊醒了，听见他讲他父亲早年死于仇杀的事。
我从不对任何人提起这些事。也很想把骄傲隐藏起来，藏在一个最隐蔽的角落里。可是并不成功。相反那骄傲有时会格外茂盛，也像大海里的鲨鱼，不让它冒出水面都不行。即使身边就有阿娜、晓彤这样的人，某些方面我的确感到自愧不如，可是那反而更激起了我的骄傲反常地滋长。
母亲也是骄傲的，她的骄傲深藏在骨髓里，比我藏得深（这是自然的），掩盖在她随和、无争的外表后面。我观察过，包括她的族人、上辈，那些老太太们（即我的姑婆们），可都是些骄傲的家伙，人人个性十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