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止一次地悄悄观察过她，甚至令我想起电影中看过的“文革”时的罪人，像那些人已经习惯扫地的样子。
让人不解的是，作为团支部书记，她并没有发动大家一起干，而选择了独自一人，默默地。有人也加入过，嘻嘻哈哈的，但没一个人坚持下来。只有她每天扫个不停。
她是不是要把扫地进行到底，直到世界末日？为什么？为什么她要没完没了地扫？为什么她要选择做这件事情？学雷锋？
而生活开始有更多一些的选择了。我百思不得其解，她的平静给我一种既简单又深不可测的感觉。不过，各家门前的确比过去干净多了。刚扬手要朝门外扔东西，马上就意识到了。
“学雷锋标兵，”也有人讽刺说，“扫地也能扫出个‘标兵’来？”马上就有人反驳：“那你也来试试？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三天你都坚持不了。”
我一次也没有加入过扫地的行列，也不认为有这必要性，也清楚自己绝对坚持不了，扫个一次两次还可以。在那个年龄，我对雷锋怀有的是理论上的敬仰——平凡而伟大，我似乎没有太大感觉。老实说，我真正心爱的英雄还是保尔、卓娅、林道静这些具有浪漫色彩的人物。但看她鼻尖挂着汗珠，微微喘息着，我有时盼望下场雨。
孙玲说，全厂的年轻人，她最佩服的就是她——玉容。因为同是成都人，两人集训时恰好住同屋，玉容对她亲如姐妹。孙玲本来是最不热心公益的，可有时也默默跟着一块儿扫地。而玉容不管那些，荣誉也好，讽刺也好，只管扫地不止，就像愚公挖山一样。可是她的脸色日渐苍白而且萎黄，宽宽的脸盘缩水似的窄小了，颧骨更高了。
她病了。医院诊断说是尿毒症，必须回成都治疗。临走的那天，孙玲也下山去送她。玉容对孙玲安静地笑笑，说过几天就回来了，再找她玩。不久，传来她的死讯。
孙玲哭了，眼睛肿得像两只水蜜桃。我没有哭，我的悲伤来得较为迟缓。当初对她愚公般的行为本来就大惑不解，甚至有一点不以为然。她为什么要扫地？现在，已有专门的家属工来干这事了，谢天谢地。有些年轻人表面上赞扬：“学雷锋嘛？”可我瞧见她们转身那一瞬间嘴角不屑地一撇。她想要证明什么，或者要确立什么吗？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她生命的消失随风而逝了，不知飘向了何方。
孙玲坐在床边抹泪，我站在窗前，眼睛望着窗外在冷风中摇曳的凋草。一个想法倏然划过脑际，她，玉容，是不是早已有了某种预感呢？于是便用这种方式将自己渺小的生命留住？一个手执大扫帚的姑娘，那种用光秃秃的细竹枝做成的“铁扫帚”，在寂寂的山间发出单调的声音，“沙、沙、沙……”电影特写镜头似的。谁又能将这镜头忘记？想忘也忘不掉。迟来的泪水，终于从我脸上滚了下来。我转身，坐到孙玲的身边，将手轻轻搭在她那潮乎乎的肩头上。
“心里真是空荡荡的。”孙玲说。泪水又如同决堤的河坝，汹涌起来。一种突然而至的恐惧如大雾般猛然罩住了我。头一次，感到了生命的脆弱，难道生命像雾一样，随时都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过去，从来没有意识到人是会死的。这太可怕了。
我紧紧地搂住孙玲的肩头，那肉感的温暖的实体，以此来驱赶突然而至的恐惧。忽然想到了阿娜，不，我赶紧一甩脑袋，仿佛要甩掉某个附在头上的不祥之物似的。不会的，阿娜那么健康。
现在，我同阿娜见了面，总要交谈几句。而且她比较主动，我则往往表现得淡淡的，比对别人更要淡然一些。其实我并没有刻意这么做，下意识罢了。可我还是做不到从容不迫，像她那样，仿佛她一生下来就在一种叫优雅的奶汁里浸泡大的。跟谁我都做不到。我太容易激动，举止笨拙而又生硬。这让我很恼火。我的脸色总是将我的内心暴露无遗。只是对阿娜，我掩饰的较好。
自从玉容死后，孙玲像没妈的孩子一样依恋我。其实她还比我大两岁呢，跟我一样也是初中生。但这种友谊有点家常的味道，颇像一对老夫妻：舒服，但是平淡无味。她长得好像一只熟得恰到好处的大苹果，红彤彤的，脾气虽火暴些，可心眼好，没有一点怪癖，从不东想西想，不像我。从理论上讲，她不属于我感兴趣的人；但我还是喜欢她，喜欢她的善良，喜欢她的实实在在热热乎乎的劲儿。我们是在一起过日子呢。
但我心里是有空洞的，很深很深的空洞。在我心灵深处，渴望的是远方的蜃景，渴望心灵的撞击，火花四溅的那种友谊，渴望分享思想（越离经叛道、越稀奇古怪越好），还渴望分享知识，分享某些不愿为外人道的隐秘情感，渴望进入迷宫般的心灵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