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强生干脆地否认。他显然明白乔伊的所指，“海事时代的殖民者通常都不学习殖民地当地的方言。”他似乎很习惯乔伊的好斗，他冲被桌上的酒精灯光照亮的乔伊黝黑的脸微微一笑，缩起双唇，朗声说，“我们夫妻都希望孩子们成为双语者，所以我不说中文，她不说英文，我们的孩子必须用两种语言作为他们的日常用语。我们不是排斥，而是要融合，这是后殖民时代的特色家庭。我亲爱的乔伊，殖民时代早已过去了，现在是后殖民的时代。”
“你真这么想？”澳大利亚诗人缓缓地问了句，他看了乔伊一眼，说，“现在，后殖民的概念真是万用宝典啊，乔伊。”
他和乔伊一起，上飞机前刚在贾拉菲斯酒店的回廊里开过朗读会。
他朗读一首写老酒店的诗。
她读的是她的第一个长篇小说，也是奠定她后殖民文学地位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她写一个孩子如何在伦敦经历了远在斯里兰卡的祖父生病，病重和病死的过程。她从未见过斯里兰卡，也从未见过祖父，整个斯里兰卡的故事，都是通过在深夜骤然响起的电话铃声传达过来的，由于时区的差异，从斯里兰卡来的电话总是在她睡梦中响起，暗夜里，父亲说着奇怪的语言，连声音都变了，好像是另外一个陌生人。
到了白天，太阳照耀着高地门的街道和公园，好像另一种生活。这个孩子穿过公园的山坡去上学，好像夜晚发生的事是一个反复发作的梦，一个最遥远飘渺的血缘的死亡。
在这孩子的感受里，地理是漂移着的。
“地理是漂移的”。这是乔伊对后殖民文学贡献的一句口号，好像早先的托尔斯泰为俄罗斯文学贡献的“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乔伊笑了笑，拿起酒杯来，“叮”地与他的酒杯碰了碰，然后说，“区别在于有的感受是出自血泪的经历，有的却是来自于对别人感受和思想的再次掠夺。这种掠夺，将与欧洲人不同的殖民感受从世界的主流思潮中分离出去，解释为一种新的异国情调。这让人想起十九世纪欧洲的马戏团在各地展出非洲人和南亚人。这可真令人恼恨。”乔伊心里知道，自己这种不快由来己久，每当参加文学节，这种不快就会像她的胃痛一样旧病复发。这个上海的强生，不过是一个临时出气筒。
“听强生说，这间酒吧今天最后一天营业。强生闻到了某种气息，跑去小号手那里点了支歌。向乐队点一支歌，要额外支付三十元钱，因此顺带向老人们证实了这条消息。”澳大利亚人说。
乔伊挑起眉毛笑了笑，“好身手啊。他该为《太阳报》工作才是。”她说。
强生此刻在说他为《CHINA QUARTERLY》写远东殖民酒店的后殖民符号，包括印度的泰姬玛哈酒店，香港的半岛酒店，新加坡的莱佛士酒店，曼谷的东方酒店和上海的和平饭店。他想要讨论的是这些旧殖民符号的后殖民性。“时至今日，这些酒店仍旧著名，并不是它们特别舒适，而是它们特殊的身世。殖民时代早已过去，正因为当地人对这段历史念念不忘，所以这些酒店才会像明珠一样被保留下来——当殖民者们早已进入全球化的时代，殖民地人民还在对海事时代的念念不忘之中，这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时差。”强生一口喝干了手中的酒，在口中响亮地弹了一下舌头，说，“这酒今天甜得过分。”
乔伊不由地也啜了一口自己手中的酒，名叫“和平饭店”的鸡尾酒，她舌头上也觉得太甜厚，她不甘心，再尝了一口，似乎不那么甜了。乔伊想，真的没那么甜。
“我在想你下午读的那首诗。”乔伊转脸对澳大利亚人说，“不是给《CHINA QUARTERLY》的提纲。一首老诗。那首诗让我想起了澳门贝拉·维斯塔的阳台——摇摇欲坠的露台上方，铅笔一样细长的南中国海。有一句是这样的吧，就好像写的是那里的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