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勺子(15)

旋转门外传来海关大钟的《东方红》报时曲。西蒙的记忆一跃而起,这是中国古老编钟演奏的《东方红》。“东方红,”西蒙用中文跟着唱了一句,“太阳升。”这支曲子已经在他耳畔回荡一整天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心里跟随着唱。这钟声听上去有种伦敦大本钟的腔调,很难让西蒙真正相信这是编钟发出的声音。其实是谁的声音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东方红》的曲调响彻在这里。

西蒙1972年时第一次来中国,就住在和平饭店。欧洲左翼学生领袖小组访华,虽然西蒙是个德国人,可他是牛津小组的主要成员之一。当时他就住在一个套间里,就是七楼。但直到这次,他才知道七楼的套间里有一间,是当年尼尔·考沃德住过的,那是个头发上擦着凡士林,脚上穿着香槟矮帮皮鞋的资产阶级作家,他在七楼套间里写的戏,直到七十年代,还在伦敦的剧院中上演。

毛的红色国家旅馆竟然精心保留着欧洲二十年代的奢华之气,这是西蒙做梦也没想到的事。套间里有分外宽敞的更衣间,更衣间里完整地保留着褐色的抽屉,鞋架和衣架。身处寂静的套间,似乎地理大发现时代还未过去。西蒙当时只带了一个小背囊,他将它放进那里,感到自己很孤单似的。

学生小组在西蒙的起居间里开会。他们得到通知,王洪文要来饭店接见欧洲学生。按中国的习惯,第一个与他握手的,应该是学生访问小组的领导。这时,学生们才意识到,成员们来自不同的左翼组织,根本没有一个大家都承认的领导。问题非常严重,在上海是王洪文接见,已有了第一个握手和要在接见时坐在他右手边的位置的问题。到北京是周恩来接见,那个位置因为周恩来,甚至有可能是毛泽东的接见而变得非常重要。所以学生们必须在一开始就解决这个问题。在西蒙的起居间里气氛紧张。大家都想当这个领导,但没人真正能让别人甘心退让,后来,决定大家轮流当领导,获得坐在东道主右手边的位置。

在西蒙的记忆里,年轻的共产党人王洪文有些愚蠢和自大。特别是他吃饭的时候,没有基本的礼貌,会发出很响亮的声音。从王洪文嘴里发出的声音,竟然一举击垮了西蒙对革命的精英主义理想。他并不相信文化的革命可以在草莽中发生,并得到成功。这种世界观的基础,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列宁的。西蒙一直以为自己仍旧是个毛主义者,他一直以为文化的革命,可以在古老的文化中发生,比如中国。毛是一个与古老龙文化决斗的勇士,这点他和达利差不多是同样的观点。

后来,他听到过一种无聊的说法,他听说王洪文不肯请他们吃西餐,是因为他不会用刀叉吃饭。他只肯请他们到上海大厦吃扬州狮子头。

年轻的学生们,中分的金色长发,曳地的喇叭裤,坐在龙凤厅窗前的桌上。阳光从江边薄雾中白亮地闪烁,照亮了整张桌子。桌上放着整张金黄色的维也纳猪排,和洋葱汤。炸猪排的盘子上,烧制着红色的和平饭店标记。旁边是紫红色的甜菜头,配菜。还有削成橄榄形的淡黄色土豆。他也能看见穿着烫得笔挺的白色卡其立领制服的服务生,他们的制服烫得笔挺,配着蓝色长裤。那是1972年。那时他痛恨德国历史中的重重羞耻,痛恨父母辈对大战历史的缄默回避,他有意用英国化的名字,穿系带皮鞋。他在中国过得挺自在,中国人看到他,只叫他外国人,并不追究他到底是哪个国家的。

西蒙推开椅子站起身来,走到那女人身边,用德语问她是否想要跳支下午的茶舞。“就像最普通的中年人那样。”西蒙说得并不得体,话一出口,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妥。他为自己说德语的声音吓了一跳,他这些年来已经习惯说英语了。

但那女人不动声色地用德语简洁地答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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