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完《苦媳妇》，盲眼艺人廖福清又开始讲述自己所遭遇的种种不幸——“天无绝人之路！”刚才掉泪的老太太伤心地说。在场的群众无不动容。
看我用笔速记歌词，一些人就说：“他是记者！”我刚站起来，就有几个五六十岁的老汉神神秘秘地走到我面前，开始控诉：“奉节的移民搞得最糟！至今没有搬几户；该搬的不搬，不该搬的倒搬起走了！”“电视台都乱吹，说奉节移民搞得最好。他们说的都是天上有地下无的事情！”一位像是有一定身份的老人说：“我这个眼睛看不得肮脏的东西，为什么一期水位的房屋还没搬，就要选择人最多、最热闹的交通要道上，选择教委这幢楼房爆破，纯粹是做给上级领导看的！”“杀鸡给猴看。”另一位市民补充道。
我们正说着，人群中出现两个三十岁上下的女性，神色慌张，东张西望，急匆匆地走过来说：“我们有情况要反映。”说着，猛然从带松紧的羽绒服袖口抽出一卷材料。“这是我们奉节硫磺厂下岗职工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我们给《焦点访谈》打过电话，他们说你们这是全国普遍性的问题。”“能告诉我你是谁吧？请求你把这份材料带去。”“快收好，有人跟着我们。”她们低下头，压低了声音说。我四下看了看，人群中果然有几个穿皮夹克，拎着黑包的不三不四的男人在旁边转悠，不怀好意地盯着我们。我们赶紧走开。空气一下变得十分紧张。“他们过不来，就让我们女同志把材料带过来。”她们说着，如惊弓之鸟，领着我在人群里乱窜。“快到这边来！”我跟着她们来到人民路。一辆白色的加长面包车被人群堵住，几十个下岗职工站在路当中，头上系着“要生存、要吃饭”的白布条，还有“硫一厂”的字样。站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六七岁的女童，捧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的遗像——应该是她父亲，地下铺着一张白纸，上面用毛笔写着“申诉”和密密麻麻的签名。女孩旁边，一个中年男子举着一只红色的募捐箱。工人们没有唱歌，也没有喊口号，只是默默地站在那里，堵着那辆车。路口围着几十个警察，人数与工人差不多。四周挤满了围观的群众，我在旁边绕来绕去，从不同角度拍了一些照片。不多时，警车呼啸而过，原来是警察“救走了”车内的县长，然后就是一个戴茶色眼镜的男人举着喇叭对着工人喊话，喇叭声音很轻，近处也听不清楚。工人们随后离开了人民路，排着队来到镇政府门口。我一路跟着他们，发现人一旦走在这样的队伍里，目光就变得神圣庄严。这种目光是平常在大街上无论如何看不到的，但队伍里的每个人都有，有泪、有爱，有愤怒、有期盼。这些情感交织在一起，成为一种力量，使一个普通人变得崇高而有尊严。工人们来到镇政府门前静坐。有人喊话，也不知喊些什么，大约是“保持冷静、克制”。我又拍了几张照片。这时一个女人走过来说：“你是哪儿的？你的证件呢？”我说：“你的证件呢？”
她说：“我是政府工作人员。你的证件拿出来看看。”她说着，招手叫来一个警察。我说：“对不起，你没有这个权力，我也没这个义务。”那女人无话可说。但出乎预料的是，那个警察并没有过来抓我，相反向我投来同情理解的目光，可毕竟他穿着警服，我只好转身离开。刚走两步，我突然回身，拍下了那位好心的警察和那个女人。
虽然三十六计走为上，但依旧心绪难平。想想自己一无背景，二无保护，我所能依靠的，只有人民群众。在人群中走走，我又恢复了平静。再回广场，卖唱的还在卖唱，打麻将的还在打麻将。我已无心久留，便坐车来到永安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