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尧熙
淡马锡公司列举中国商人的不雅之处：“领带数量永远不够，不超过五条，衬衣永远不够白。在形象投资上分布不均，愿意花300万元购买一只百达翡丽，不愿意花30元购买一双深色袜子，于是，当中国商人跷起二郎腿，黑色裤管中就不经意露出一截肉色。”
平心而论，仪表算不上是中国企业家的大问题。“比激进的知识分子更实际一点，比保守的官僚更开放一点”（法国学者白吉尔语），简单来说，他们是讲究平衡的实用主义者。
人都是嫉妒成功者的，尤其是率先实现了财务自由的成功者，除了实用主义和中庸，描述中国商人的词汇中最有历史典故的是“原罪”和“官商勾结”，最残酷的是“血汗工厂”，最宏观的是“垄断”，最有技术含量的是一系列化学名词，比如“三聚氰胺”。中国商业文化可追溯至秦汉，但直到唐代，破墙开店才被官方允许，真正的商户才得以出现。到了北宋，《清明上河图》已经很能展现宋代工商业的发达，不过商人的社会地位仍旧没有提高。要让“商”字变得高雅，必须给它加以前缀，比如“儒商”。现在应用最广的是“奸商”，流传更久的是“无商不奸”，如果奸得有底线，那还称得上“业界良心”。“业界良心”也是一个苛刻的标准，中国商人要达标并不容易。雷军刚刚在小米4的发布会上大讲情怀，转身小米就被台湾查出非法传输用户信息；罗永浩在上一篇微博中吐槽摩托罗拉手机做工粗糙，下一篇微博又炫耀锤子手机的工程师大多来自摩托罗拉，左右互搏打自己的脸。处在华人商界最顶层的李嘉诚也不能幸免，百佳超市被曝售卖过期生鲜，北京逸翠园的质量问题引起业主抗议。中国商人也有过好看的时候，法国人白吉尔评论1916年的江浙财团的年轻金融家们，说他们“双眼有神，干净而整齐。这些企业家，都是摒弃旧观念，倡导新思想的超群人物”。“五四”时期，漂亮的商人也纷纷涌现，创办通商银行的朱葆三等人以上海商业联合会为组织，集合沪上53个会馆公所，协调工厂的抗议活动，在工商力量的援手下，五四运动演变成一场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不过这些都是蒙灰的历史，你很难说得清，到底是时代变丑了，还是商人变丑了。
不过，不管时代如何改变，中国商人的某些陋习是不变的。费正清曾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发问：“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一直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他分析说，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费正清的话在当下也能找到佐证，每一个在反腐中倒下的官员，背后必定有进贡的企业家，每一个商而优则仕的企业家，最后很可能成为在反腐中倒下的官员。但这同样很难分清究竟是制度之恶还是商人之丑，时任纽约市长的布隆伯格也是商人，他比官商勾结更进化，是官商一体，但纽约人对此没有意见。《华尔街日报》在他卸任之日写道：如果他还能干一届，硅谷将为之颤抖。每年只象征性领1美元薪酬，每天坐地铁上下班，这些还不足以让布隆伯格名留青史，在他治下，纽约监狱人数减少32%，犯罪率减少30%，谋杀案件减少50%，市政厅财政从600万美元赤字达到收支平衡，旅游人数从每年3400万增加到5400万人，高中毕业率增加41%，Foursquare等IT企业涌现，东部硅谷基本成型。他自掏腰包6.5亿美元，用管理企业的方式将纽约升级换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