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界丑男批判:他们是一群实用主义者(1)

文|胡尧熙

淡马锡公司列举中国商人的不雅之处:“领带数量永远不够,不超过五条,衬衣永远不够白。在形象投资上分布不均,愿意花300万元购买一只百达翡丽,不愿意花30元购买一双深色袜子,于是,当中国商人跷起二郎腿,黑色裤管中就不经意露出一截肉色。”

平心而论,仪表算不上是中国企业家的大问题。“比激进的知识分子更实际一点,比保守的官僚更开放一点”(法国学者白吉尔语),简单来说,他们是讲究平衡的实用主义者。

人都是嫉妒成功者的,尤其是率先实现了财务自由的成功者,除了实用主义和中庸,描述中国商人的词汇中最有历史典故的是“原罪”和“官商勾结”,最残酷的是“血汗工厂”,最宏观的是“垄断”,最有技术含量的是一系列化学名词,比如“三聚氰胺”。中国商业文化可追溯至秦汉,但直到唐代,破墙开店才被官方允许,真正的商户才得以出现。到了北宋,《清明上河图》已经很能展现宋代工商业的发达,不过商人的社会地位仍旧没有提高。要让“商”字变得高雅,必须给它加以前缀,比如“儒商”。现在应用最广的是“奸商”,流传更久的是“无商不奸”,如果奸得有底线,那还称得上“业界良心”。“业界良心”也是一个苛刻的标准,中国商人要达标并不容易。雷军刚刚在小米4的发布会上大讲情怀,转身小米就被台湾查出非法传输用户信息;罗永浩在上一篇微博中吐槽摩托罗拉手机做工粗糙,下一篇微博又炫耀锤子手机的工程师大多来自摩托罗拉,左右互搏打自己的脸。处在华人商界最顶层的李嘉诚也不能幸免,百佳超市被曝售卖过期生鲜,北京逸翠园的质量问题引起业主抗议。中国商人也有过好看的时候,法国人白吉尔评论1916年的江浙财团的年轻金融家们,说他们“双眼有神,干净而整齐。这些企业家,都是摒弃旧观念,倡导新思想的超群人物”。“五四”时期,漂亮的商人也纷纷涌现,创办通商银行的朱葆三等人以上海商业联合会为组织,集合沪上53个会馆公所,协调工厂的抗议活动,在工商力量的援手下,五四运动演变成一场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不过这些都是蒙灰的历史,你很难说得清,到底是时代变丑了,还是商人变丑了。

不过,不管时代如何改变,中国商人的某些陋习是不变的。费正清曾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发问:“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一直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他分析说,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费正清的话在当下也能找到佐证,每一个在反腐中倒下的官员,背后必定有进贡的企业家,每一个商而优则仕的企业家,最后很可能成为在反腐中倒下的官员。但这同样很难分清究竟是制度之恶还是商人之丑,时任纽约市长的布隆伯格也是商人,他比官商勾结更进化,是官商一体,但纽约人对此没有意见。《华尔街日报》在他卸任之日写道:如果他还能干一届,硅谷将为之颤抖。每年只象征性领1美元薪酬,每天坐地铁上下班,这些还不足以让布隆伯格名留青史,在他治下,纽约监狱人数减少32%,犯罪率减少30%,谋杀案件减少50%,市政厅财政从600万美元赤字达到收支平衡,旅游人数从每年3400万增加到5400万人,高中毕业率增加41%,Foursquare等IT企业涌现,东部硅谷基本成型。他自掏腰包6.5亿美元,用管理企业的方式将纽约升级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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