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隆伯格的神奇不能被复制到中国，中国企业家有自己的说法，他们活在市场和政府的夹缝中，只能亦步亦趋，左右逢源，一部分人选择了在商言商，另一部分选择利益交换，一切都是环境的逼迫，显得情有可原。中国企业家有善于妥协的天性，很少坚持是非，常常计算愤怒会付出的边际成本。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企业家不好看的原因，同样，它也可以回答费正清在1948年提出的那个问题。
吴晓波眼里的商界男
中国商人被丑化了几千年
吴晓波：知名财经作家，著有《大败局》《激荡三十年》《吴敬琏传》等
2013年亚布力论坛开幕式，王石首次在演讲中回顾了2008年“捐款门”，当年的200万元捐款和一句“员工捐10块钱就够了”让他遭受了近两个月的舆论抨击。他调侃：“第二年郭美美倒是替我平反了，让大家看到，这钱还是不能捐吧。”王石得出结论，在中国，企业家是被丑化的。
吴晓波没看过那次演讲，但他赞同王石的看法，他有次参加《锵锵三人行》时，许子东给他讲了个故事：茅盾在一本小说中写一个企业家，他一面遭受外国资本欺压，一面不得不苛刻自己的员工。茅盾希望把他塑造成一个处于两难境地、值得同情的商人，但瞿秋白看过稿子后提出修改意见——得把这个人的坏写得多一些。许子东感慨说，中国近现代文学总是喜欢用丑陋的一面来表现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吴晓波觉得许子东的观点太保守，在他看来，中国的数千年历史中，商人一直是被丑化的。
“宋代是中国工商业最繁荣的时候，但你能说出几个宋代企业家的名字？”吴晓波说，他曾经有个朋友想写宋代的商业故事，打算找齐20个商业大家，但翻完史料，最终只凑出5个人。“很多人说中国重农轻商，这是不对的，中国是‘重商’和‘抑商’并重的国家，它知道工商业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性。但另一面，商人的社会地位是被压制的，士农工商，商排在最后一位。”在连续写完《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和《浩荡两千年》后，吴晓波发现，企业家在文学作品中被丑化是一种常态，他读过余华的《兄弟》，非常喜欢上半部分，但下半部分让他感到不适：“主人公有钱以后，就出现两个问题，余华认为他的致富一定是不正当的，充满血腥的。另外一点，致富之后，主人公就突然变得腐败，开始玩女人。”他无法理解这种写作逻辑，“工商界的主流根本不是这样的”。
“人类对财富拥有者的憎恶是天生的。在基督教里，富人要进天堂就像骆驼穿过针孔一样难；在伊斯兰教里，金融从业者是不允许进入清真寺的；中国更严重，儒家传统一直是蔑视商人的。”吴晓波说，天生的憎恶是可以后天修正的，近现代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这个词出现，凭勤劳和技术致富被认为是进入天堂的一个条件，基督教在悄悄淡化对财富的蔑视。而在近邻日本，武士道精神盛行时，商人同样是被丑化的，但日本商业之父涩泽荣一的著作《论语和算盘》及时刷新了日本思想界的旧识，商人的地位大为提高。而中国从来没有像日本一样迎来一次商业思想启蒙，从汉代就存在的商人丑陋形象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