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如愿了，您呢？作为韩国公子，您对祖国的态度与那些奉行“良禽择木而栖”的纵横家大有不同，与楚国先贤屈原倒有几分相似。但是，韩国最为积弱的国力与韩王相对昏聩的能力，无助于您施展旷古绝今的抱负，则是必然的。韩国与强秦地理位置最近这个事实，意味着它最可能首当其冲地遭到鲸吞。您命定的纠结在于，您的思想只有依赖那个特定的人主，才有望横绝四海，而那位人主——秦王嬴政，恰恰最可能给贵国带来灭顶之灾。您的人生抱负与情感归宿，宿命地指向相反。秦王一统天下的伟略，只有先把贵国的城楼踩在脚下，才有望继续下一步，而您见到秦王后的第一道奏议，竟然要求他“存韩”。可以想见，即使您因为口吃而大打折扣的谈吐言动没有令秦王失望，您这道奏议，也够让他扫兴了。于是，恰在您有望大展宏图的那一刻，您为自己埋下了悲剧种子。
现在继续向您汇报司马迁的写法。他为您写的传记，总共不过1600来字，其中逾五分之四的篇幅，在全文抄录您的名作《说难》。这当然不是史传的规范写法，与司马迁在他处的写法也不相合。何以故？无他，司马迁以其天赋的洞察力，捕捉到了您最大的悲剧点，并重点加以渲染。您的人生使命和精神抱负，专在向君主陈计献策，您又深知言说的种种利害奥妙，最终，您仍因自己的不当言说而遽赴黄泉。惜墨如金的司马迁，遂不避重复，两次感叹道：“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我们知道，在如何善待各类人才方面，您的生死冤家李斯，曾借助一篇理实气畅的名文《谏逐客书》，帮助秦王刷新了认识。根据这份认识，结合秦王对您文字曾有的好感，尤其结合韩国与秦国悬殊的国力对比，要说秦王非要置您于死地，恐不无勉强。当然，即使从您的眼光看，所谓君主，也就是有权不按牌理出牌的人，有权三心二意、随心所欲、反复无常的人，用寻常的处事逻辑来考察普通人或许有用，施诸“威加海内”的君王，则过于天真。为此，我必须为秦王做出任何怪诞举动的可能性，留足余地。另外，李斯与您的关系，是否真到了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地步，已有资料亦不足信。司马迁还提及了另一个人：姚贾。您的事，他似乎难脱干系，但罅隙究竟因何而起，资料仍付阙如。大略而言，姚贾的纵横家特色，在您著名的“五蠹”分类里，倒是属于必除之人。退一步说，即使姚贾仅仅从大作里感受到了水火不容的敌意，并决定先下手为强，逻辑上也说得通。他当然可以推测，一旦秦王对您言听计从，留给他的人生选项，就只有在肢解、车裂或腰斩里任选其一了，连“毒药”的待遇都未必轮得上。人命关天，死生为大，他为此做出任何对您不利的事，都不足为怪。另外，留意您观点的读者也会发现，对您的不幸横死最有预见、最不会惊讶的，正是阁下本人。
如此，就得面对您的奇异学说了。韩非先生，您的学说并不复杂。在大作中，您曾两次提及《诗》里的句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依我愚见，您的态度是更进一层，主张一种“悠悠万姓，莫非王资”的帝王学。“王资”一词是您发明的吧？在《五蠹》中，您如此描述心目中的理想国：“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再结合您创造的“五蠹”“八奸”论，您的观点实际上异常简单，就像后人曾毫不犹豫地假定“人人生而平等，是不言而喻的”那样，您也毫不含糊地假定：世界因为“人主”而存在，人主的统治欲望，既是世界的存在依据，也是人间的秩序法则。围绕这个前提，您把一切不利于人主统治的因素，无论知识层面的思想学术，还是道德层面的忠贞廉耻，都视为多余。在您“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的论述中，您极为麻利地把庶民百姓都视为帝王的私家资产和私人工具了。所谓“俱尽其力”，改成“俱尽其畜力”，无疑更贴合您的定位。除了让他们像骡子般为“人主”尽力外，您不认为这些“细民”还有任何属于个体的存在价值及人生意义。为了完成这个学说，最终您不得不把除人主之外的所有人（即“贤不肖”），贬低并得罪个精光。首当其冲的是被您界定为“以文犯法”的儒生及“谈言者”纵横家，以下依次是“以武犯禁”的侠客、借依附贵族来逃避兵役的“患御者”及大量工商之民。在您视民众为“耕战”工具的既定认识里，这些人仅仅因为不能直接效命于“耕战”而被您定性为“邦之蠹”。您对人主的号召是：把他们都干掉吧。还包括“八奸”，“八奸”是您对“五蠹”的扩大化认识。伴随着这声号召，您也对仁义、智慧、贞信诸价值观下了驱逐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