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韩公子非
周泽雄
韩非（约公元前 280一前 233年）战国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新郑），为韩国公子（国君之子），故又名韩非子。
韩非著作吸收了儒、墨、道诸家的一些观点，以法治思想为中心。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思想，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体系。秦始皇对他的主张大加赞赏，秦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韩非子》是韩非主要著作的辑录，共有文章五十五篇，十余万字，保存了丰富的寓言故事，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
韩非你好：
写信前，我踌躇再三。起初，我为使用何种文体犯过难。我想，为了顺应您的时代性，我是否该采用那种让我勉为其难的古典语言。不过我马上找到了放弃的理由，决定悉采今语，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一方面固然是便于藏拙，另一方面却也是遵照您的指点，免遭“守株”之讥。您的名言是：“圣人不期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用今语来说，您是“与时俱进”的先驱和楷模。既如此，我就不必在尺牍格式、书札礼仪上过于拘泥了。再则，以您之绝顶聪明，辅以冥界的穿越神功，理解这封词浅意直的小札，原非难事。
首先，请允许我对您横遭不测的命运，敬表悼念。我听说，您死于同学李斯递上的一杯毒药。这种与君主意志相关的毒药，会制造一种介乎自杀与他杀之间的死亡，也许，把它理解成最温和的谋杀，更准确些。当然，官方常用语“赐死”，亦已道尽此中真义。人死不可复生，您的人生观里又无天堂、来世之念，我纵想安慰，也无从着手。我只是告诉您，较之您惨遭“肢解”“车裂”的同道先驱吴起和商鞅（在大作中，我注意到您多次道及二位死状），您的结局不算最糟，您的同学、秦之丞相李斯先生日后死得更惨，他被大宦官赵高腰斩于市。此前，在您未曾听说的万里之外，有位伟大的哲人，同样死于一杯毒酒，他叫苏格拉底。当然，这对您也算不上安慰，恕我直言，以您之卓绝才智，您原本有望接近他曾达到的高度，但您最终错过了，以致你们俩的唯一之共同点，只剩下那点杯中之物了。这话且搁下，容后再表。虽然我可以方便地读到您的著作，但由于其中欠缺身世遭际方面的描述（感喟性文字，倒相当丰富），对您的生平，我只能借助司马迁的描述，以及《战国策》里那点语焉不详的文字。和您一样，后您百余年的司马迁也是千年一遇的天才，他的专长是史学。您未能读到他的杰作《史记》，真是憾事。您大概想知道他是如何为您立传的吧？文字不多，但信息量极大，包孕无穷，这也是司马迁文字的主要特色。对于您的特征，他只提及了一个生理缺陷：口吃。您不必介意，作者提及此事，并非出于寻常史家揭人隐私的爱好，而是将此视为您悲剧人生的一大重要关节。至于他闲闲落笔地提及李斯曾“自以为不如非”一事，是否暗示了那杯毒药缘于秦相的忌妒，我未敢断言。若能起您于地下，您当另有话说。在大作中，妒忌也是您有所留意的心理现象。
据司马迁相告，您并不像芸芸时贤那样，有着足可夸耀的事功。您贵为韩国公子，曾屡屡向韩王献计上策，惜乎无一计获采。借助您的杰作《说难》《孤愤》，您向时人和后人传达出一派怆烈无边的孤苦心绪，读来极为动容。但由此我们也获悉，除了退而著书，您并无他事值得缕述。您不善言辞的致命天性，妨碍您从事当时炙手可热的职业：纵横家——当然，您曾对该种职业的从事者表达了鄙夷和有你没我的决心。说到沙场征伐，似乎无人能想象您的骁勇，您在攻城略地上的记录一片空白。您和李斯同为大儒荀子的学生，但您是否有过升帐授徒之举，我不得而知；您可曾娶妻生子，司马迁亦无片言述及。在那个被您概括为“争于气力”的乱世，您仅凭一件看上去最为悠闲的活计——闭门著书——就引发一场国家间的战争，着实让人震惊。您日后将会面对的那个君主，即使在两千年后的今天，“千古一帝”的威名仍然赫赫高悬。当年，秦王因为某个机缘——是否与一桩间谍案有关？——读到大作，发出了一声与您的才华、心志最为般配的感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他接下来的举动，在古今求贤史上也值得大书一笔，那是一种连“求贤若渴”都不足以概括的超常行为：为了得到您，他向贵国发动了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