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韩公子非
周泽雄
韩非(约公元前 280一前 233年)战国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新郑),为韩国公子(国君之子),故又名韩非子。
韩非著作吸收了儒、墨、道诸家的一些观点,以法治思想为中心。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思想,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体系。秦始皇对他的主张大加赞赏,秦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韩非子》是韩非主要著作的辑录,共有文章五十五篇,十余万字,保存了丰富的寓言故事,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
韩非你好:
写信前,我踌躇再三。起初,我为使用何种文体犯过难。我想,为了顺应您的时代性,我是否该采用那种让我勉为其难的古典语言。不过我马上找到了放弃的理由,决定悉采今语,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一方面固然是便于藏拙,另一方面却也是遵照您的指点,免遭“守株”之讥。您的名言是:“圣人不期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用今语来说,您是“与时俱进”的先驱和楷模。既如此,我就不必在尺牍格式、书札礼仪上过于拘泥了。再则,以您之绝顶聪明,辅以冥界的穿越神功,理解这封词浅意直的小札,原非难事。
首先,请允许我对您横遭不测的命运,敬表悼念。我听说,您死于同学李斯递上的一杯毒药。这种与君主意志相关的毒药,会制造一种介乎自杀与他杀之间的死亡,也许,把它理解成最温和的谋杀,更准确些。当然,官方常用语“赐死”,亦已道尽此中真义。人死不可复生,您的人生观里又无天堂、来世之念,我纵想安慰,也无从着手。我只是告诉您,较之您惨遭“肢解”“车裂”的同道先驱吴起和商鞅(在大作中,我注意到您多次道及二位死状),您的结局不算最糟,您的同学、秦之丞相李斯先生日后死得更惨,他被大宦官赵高腰斩于市。此前,在您未曾听说的万里之外,有位伟大的哲人,同样死于一杯毒酒,他叫苏格拉底。当然,这对您也算不上安慰,恕我直言,以您之卓绝才智,您原本有望接近他曾达到的高度,但您最终错过了,以致你们俩的唯一之共同点,只剩下那点杯中之物了。这话且搁下,容后再表。虽然我可以方便地读到您的著作,但由于其中欠缺身世遭际方面的描述(感喟性文字,倒相当丰富),对您的生平,我只能借助司马迁的描述,以及《战国策》里那点语焉不详的文字。和您一样,后您百余年的司马迁也是千年一遇的天才,他的专长是史学。您未能读到他的杰作《史记》,真是憾事。您大概想知道他是如何为您立传的吧?文字不多,但信息量极大,包孕无穷,这也是司马迁文字的主要特色。对于您的特征,他只提及了一个生理缺陷:口吃。您不必介意,作者提及此事,并非出于寻常史家揭人隐私的爱好,而是将此视为您悲剧人生的一大重要关节。至于他闲闲落笔地提及李斯曾“自以为不如非”一事,是否暗示了那杯毒药缘于秦相的忌妒,我未敢断言。若能起您于地下,您当另有话说。在大作中,妒忌也是您有所留意的心理现象。
据司马迁相告,您并不像芸芸时贤那样,有着足可夸耀的事功。您贵为韩国公子,曾屡屡向韩王献计上策,惜乎无一计获采。借助您的杰作《说难》《孤愤》,您向时人和后人传达出一派怆烈无边的孤苦心绪,读来极为动容。但由此我们也获悉,除了退而著书,您并无他事值得缕述。您不善言辞的致命天性,妨碍您从事当时炙手可热的职业:纵横家——当然,您曾对该种职业的从事者表达了鄙夷和有你没我的决心。说到沙场征伐,似乎无人能想象您的骁勇,您在攻城略地上的记录一片空白。您和李斯同为大儒荀子的学生,但您是否有过升帐授徒之举,我不得而知;您可曾娶妻生子,司马迁亦无片言述及。在那个被您概括为“争于气力”的乱世,您仅凭一件看上去最为悠闲的活计——闭门著书——就引发一场国家间的战争,着实让人震惊。您日后将会面对的那个君主,即使在两千年后的今天,“千古一帝”的威名仍然赫赫高悬。当年,秦王因为某个机缘——是否与一桩间谍案有关?——读到大作,发出了一声与您的才华、心志最为般配的感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他接下来的举动,在古今求贤史上也值得大书一笔,那是一种连“求贤若渴”都不足以概括的超常行为:为了得到您,他向贵国发动了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