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栋楼，一共五层，每层三个单元，1号是大的二居室，2号是小的二居室，3号则是三居室，有地下室，也分成跟上面一样的三个单元，因此一共可容纳十八户。我在分配前，被召唤到市委宣传部见部长，他在十年风暴中也被打倒，上面给他落实了政策，他那时忙活的，是给他下属各系统各单位的人士落实政策。我去的时候，见到了李万春，那是京剧界的著名武生，中年以前不但武功好，还有好嗓子能唱，我小时候，父母带我看过他的戏，但是他从1957年以后就倒霉了，到1979年我跟他相继被召唤到市委宣传部部长跟前的时候，我觉得他不仅满脸沧桑，浑身似乎也都刻下了劫波冲击后留下的痕迹，后来政策是给他落实了（他那天是去要求发还他当年自购的胡同小院），但他最好的艺术年华已然随劫而去，无可挽回。跟李万春谈完，宣传部长跟我谈，大意是你没受过什么苦，又还年轻，所以给你分的房子，是顶层最小的那种，这已经是组织对你的最大奖励了，希望你不要辜负党和人民在新时期对你的厚望，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我诚恳地表示，非常知足，非常感激，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努力写出对得起时代的好作品来。我后来写出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北京市委市政府又给予了我表彰嘉奖。
我分到的那个顶层的小二居，进门有个大约4平方米的小空间，大居室约15平方米，小居室约8平方米，但有厨房和卫生间，且所有窗户都朝南，比起原来所住的胡同杂院的小东屋，不啻“鸟枪换炮”。虽然没有电梯，需要爬楼梯到五楼，但那时满心欢喜，人又年轻，往往是一步两阶，吹着口哨欢蹦而上。渐渐地，跟同一个门道的邻居有了些来往。四楼三居住的是河北梆子剧团的花脸演员李士贵，他非常敬业，一次把我请去，告诉我他刚从京剧移植了《张飞审瓜》，跟我探讨：张飞跟李逵虽然是不同朝代的人物，但在戏曲舞台上，有的演员演起这两个人物来，形象雷同，他希望我出点主意，能让他塑造这两个人物时，能有明显的区别。他还把戏中片段，在他那间大屋子里演示了一番。他那个三居，比我的单元大许多，但少有朝南的窗户。这是那个历史阶段公寓楼设计上，具有计划经济特色的一例。其设计理念是：您的单元既然间数多面积大，享受到这样的好处，那就别什么好处都占尽；人家的单元既然小许多，那就让人家窗户朝南，多享受点阳光吧！那时盖楼，还经常设计成“三叉式”，从空中看，顶部正仿佛是个“大裤衩”，所以北京的建筑，早有被俗众称为“大裤衩”的，不是库哈斯为中央电视台设计出那座怪楼后，才有“大裤衩”一词；那种“三叉式”的楼，设计理念是：让每一个单元都能有大体朝南的窗户，“阳光共享”。但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结束了单位的“福利分房”，推行商品房，那么，设计理念也就随之变化，越是富人买得起的大户型，朝南的窗户可能就越多，那种顶部成“大裤衩”形状的“三叉式”公寓楼，也就绝迹，因为开发商认为那样设计会浪费掉许多的可谋利空间，再说了，一分钱一分货，想享受更多阳光，请付更多的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