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片在朝阳门外数里远，叫团结湖。1981年，中国作协派出以杜宣（剧作家）为团长的作家代表团一行三人赴日本访问，我是团员，我们乘汽车往天竺机场时，路过了团结湖楼区，杜宣告诉我，他头一天刚去那边的“政策楼”里看望过老朋友罗烽、白朗夫妇，罗、白伉俪曾是著名作家，但后来也被打成“反党分子”，历经二十多年的坎坷，才得迁入团结湖某楼，过上正常的生活，但他们也就写不出什么作品来了。我则告诉杜宣，从维熙现在也住在团结湖。那时从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影响很大，获得“大墙文学之父”的称谓。杜宣问我住在哪里？我告诉他在劲松，他虽没有去过，却是知道的，感慨系之地说：“是呀，是呀，木樨地，前三门，团结湖，劲松……都有‘政策楼’啊，欠账太多，有的人现在还在等候哩！”他从上海来，说上海就落实住房政策而言，还很滞后，比不上北京。
劲松的“政策楼”，盖得稍晚，但规模似乎最大。安置到里面的，似乎级别、身份要稍逊。那时落实政策，最后一项叫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十年风暴中知识分子被贬损为“臭老九”——我又忍不住要加注，因为我希望有“80后”、“90后”乃至更后的人士能读到这样的文章——为什么称“老九”，因为前面有八种更糟糕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都属于敌我矛盾，知识分子排第九位，实际上等于“人民内部矛盾按敌我矛盾对待”了，等于说，知识分子随时随地会滋生出以上八种“牛鬼蛇神”，因此臭不可闻，需控制使用，而他们的住房，则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记得大约1980年左右，《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小说，题目是《盼》，真实地描写了一群从事科技工作的中年知识分子居住条件的恶劣状态，以及他们盼望得以改善的强烈情绪，引出巨大反响。因为那篇小说篇幅比较长，一次刊登不完，而报社又没有在第一天刊出后及时在第二天续登，引出许多科研单位知识分子往报社打电话询问，有的认为一定是小说的内容又遭到某些部门和官员的否定，实行了“腰斩”，情绪十分激动，其实，报社只不过是因为刊发小说的副刊并非天天必有，才隔了几日续刊完。同时期又有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在《收获》杂志刊发出来，并很快改编拍摄成彩色电影广泛放映，算是以文艺形式为知识分子强有力地“正名”，将“臭老九”变成了实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香饽饽”。这就是那时候社会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之一。而劲松的“政策楼”，也就成为安置各界形形色色知识分子的重要空间。
我1979年迁入的劲松一区的那栋楼，是分配给北京市文艺界人士的，其中演员居多，演员，包括戏曲演员，大体上也属于知识分子范畴吧。我有幸进入到入住“政策楼”的名单，端赖1977年11月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这篇东西刊发后反响强烈，1979年初中国作家协会第一次举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它获头名，而我也就顺利地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又被安排为理事，所以我不是作为遭受过打击而恢复名誉、安排新居的那种落实政策对象，而是作为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有杰出贡献而奖励性分配楼房单元的，因此，我当然算是中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新政的一个既得利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