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兰德的《源泉》成为赫夫纳个人主义倾向的催化剂。这部小说坚持“客观主义”，主张所谓道德就是合理的自我利益。这一点深得赫夫纳赞同。其主人公霍华德?罗克，一个坚定的个人主义者，激发了赫夫纳的自我意识。“我第一次意识到，如果你为了所谓的‘个人利益’将个人的重要性从社会中剥离，抹杀他的价值、他的完整性、他的观点以及他与众不同的权利，那么永远不可能获得共同利益——只能是共同灾难。”赫夫纳回忆道。他确信，个人主义是自由社会的核心，而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推行的是令人压抑的集体主义。若干年后，兰德接受了《花花公子》的采访，赫夫纳惊奇地发现她是一个巴里?戈德华特派的保守主义者。尽管如此，在50年代初，兰德那些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观点还是极大地吸引了一个对麦卡锡主义和中产阶级一致性不满的年轻人。15
赫夫纳对于个人主义的信仰，如同他生活的其他方面，越来越集中在性行为和性标准上。1948年的《金西报告》点燃了他对于性虚伪和性压抑的憎恨之情。因此，1950年春，他在西北大学研究生院的短暂学习期间，学校要求写一篇大论文，一个题材自然而然地召唤着他。这篇论文是为社会病理学这门课准备的，题目是《性行为和美国法律》，长达78页，研究了规范美国人性行为的各种法律。赫夫纳考察了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包括婚前、婚内和婚外性行为，嫖妓、乱伦和同性恋；研究了针对上述行为的法规和惩罚措施。他得出结论说，美国人在性原则和性行为之间存在着差距，“各州在制定法规时融入了大量的虚伪因素”。许多常见的行为，如婚前性行为、口交、手淫和“下流的同居”等，都被视为非法。用赫夫纳的话说，如果这些法律得以执行，“近90%的男性公民都得进监狱”。他声称，这种状况表明，现代自由观并未延伸到性领域；而罪魁祸首是基督教，因为它压抑肉欲，提倡独身。他反击道，如果理性的光芒能够照耀到性领域，许多行为都不再是有罪的，而这些行为本身也没有伤害到任何人。“人的道德生活，只要没有伤害到别人，就是他的私事，应该由他自己做主。”他断言。16
更重要的是赫夫纳在这篇文章中投入的情感。用他的话说，他“以虔诚信徒般的饱满热情”投入到了研究和写作中。这件事不仅为他强烈的、兰德式的个人主义思想找到了出口，还为他提供了发泄的渠道以面对米尔的不忠带来的伤痛以及童年时代新教思想的压抑。这篇文章表达了性自由和个人解放的双重含义，把握了赫夫纳日渐成型的世界观的关键动力，预示了他在日后的职业生涯中的许多关注点。这篇论文的研究方面得到了A的分数，而结论只得到B+，这让他更加确信性压抑和性虚伪已经扭曲了美国人对于性的态度。17
美国流行文化促使赫夫纳在情感和思想上迅速成熟起来。他继续做那些关于爱、浪漫和激情的感伤梦，而这些梦都植根于流行文化和电影中。《史密斯先生去华盛顿》、《遇见约翰?多伊》等影片中那些强壮纯朴、有正义感、坚持原则、坚强面对逆境的男性形象以及汉弗莱?博格特饰演的大量角色影响了他。他搞到了一本地下版本的禁书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还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巴德?舒伯格的《是什么追着萨米跑》，那是一本关于萨米?格利克和好莱坞的流行小说。读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幻灭》（舒伯格以小说形式描写的菲茨杰拉德悲惨的晚年生活）后，赫夫纳又迷上了F彼箍铺?菲茨杰拉德的工作和生活。“我不希望长大后成为父母那样的人，一定要有点儿别的什么东西，”他解释说，“而‘别的什么东西’或许就存在于我做过的梦、看过的电影和读过的书里。”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