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和采访的人见面，我都会先分享一些自己的故事，希望能够得到对方的信任，这办法通常都很有效。或许也正是因为我的坦白和真诚，每个人都把我当成情感的垃圾桶，多年来无处可解决的问题、不能表达的情绪、无处宣泄的情感，一并堆到了我身上。我就像一块海绵，吸收了他们每一个人的正能量，也吸收了他们的负面情绪，但毕竟我也只是个人，他们经历的我也都经历过，只是我早已经忘记了。一轮接一轮的采访让过去的心情再次被拾起，像铅块一样一个接一个压在我心上。因为是新疆人而租不到房子；因为户口不在当地而要走后门儿才能让孩子在自己身边上学；因为民族身份而找不到工作，是留下来打拼还是回到家乡……说实在的，谁都没有天大的冤屈，没有一个人是在抱怨，只有一个又一个微小的、对生活的期盼和希望，他们在感慨这是为什么。有一天我崩溃了，那是在上海，我完成了当天的采访任务，第二天就准备回北京了。回到酒店，夜已经深了，白天采访的沉重让我身心俱疲，这个时候警察来检查，态度特别恶劣，检查完我的身份证又突然要给我拍照片，还要检查我的行李。我要求他出示搜查证和红头文件，他一下子就跟我吵起来，说我阻碍公务，我完全没办法克制自己的愤怒，嗓门儿也开始放大，狠狠地踹了门，酒店的经理也跑上来，这才劝走了警察。关上门，我突然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开始痛哭，甚至有想要跳楼的冲动。我给我爱人打了个电话，直言自己做不下去了，感觉没有什么活着的希望，她不断地安慰我，聊了半个多小时，我才平静下来。挂了电话，我从酒店出来，走到黄浦江边上。江风吹得我慢慢清醒过来，我知道我不会放弃，也不想放弃。回到北京之后没多久，我再次出门，一鼓作气采访了二十多个人，还和中国国家地理图书签了约，开始了《我从新疆来》这本书的整理和制作工作。
托朋友的福，我有幸在北京采访到了已故的第一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赛福鼎·艾则孜的女儿赛少华女士，在她的建议和介绍下，我认识了前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先生。我对王蒙先生的唯一印象，就是他在新疆那十六年的经历和每次听到都让人备感亲切的那句“新疆各族人民对我恩重如山”。第一次给他发邮件的时候，我斗胆向他提出为《我从新疆来》这本书写序的请求，没想到他马上就答应下来。我和王蒙先生一见如故，精神矍铄的老爷子说着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我们也成了忘年交。受到王蒙先生的鼓舞，我开始向更多知名人士发出给《我从新疆来》写推荐语的邀请。我在摄影界的前辈和老师那日松也答应帮我写序，师爷陈晓卿帮我写了推荐语，还帮我找到了白岩松的联系方式。师爷当时还跟我说：“白岩松从来没给任何人写过推荐语，估计没戏。”但在一个短信和一封邮件之后，白老师发来了《我从新疆来》的推荐语，我转给了师爷，他回了句：“太棒了！我真的没想到！”我又想到了成龙大哥，因为他常年在新疆做公益活动，我相信他也愿意写推荐，虽然帮我联系成龙大哥的朋友听到我的想法觉得我是想给《一千零一夜》写续集。我找到了成龙大哥的经纪人，发了一个短信和一封邮件，两个星期后，经纪人发来了成龙大哥亲笔写的推荐语。陈坤、崔永元、杨锦麟、网易CEO丁磊、《南方人物周刊》主编徐列、《凤凰周刊》主编周宇、《人物》杂志主编张悦、大象公会创始人黄章晋，我都是用同样的方式，经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他们，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朋友越跟我说不可能得到支持，我越想去试一下，我更相信是《我从新疆来》里每一个人物故事的真诚，是他们每一个人对社会和谐的期盼，才让我得到了这些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