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堂“中华民国”的“医师法”，是一部要不得的“医师法”！
这部“医师法”，本是一种乱拼杂凑的法律，它形成于十九年前（1943年）的9月22日。五年以后（1948年）的12月28日，做过一次修正，可是只改了三个字，其他一切照样施行、照样贻害社会！
最近，听说“立法院”又要修改“医师法”了，站在小百姓的立场，我们不能不关心修改的情况，因为今天从事修改的人，正是六年七个月前通过议案，请政府设立“中医学校”和“中国医药研究机构”的人！他们为历史留下的那次违背时代潮流的记录，在我们小百姓脑袋里还记忆犹新，我们怎么能不关心他们在修改“医师法”时，会不会又闹一次笑话？
为了了解现在的“医师法”如何要不得，我们不得不追溯一下“医师法”是怎么来的。
“医师法”的历史背景
中国人对于疾病的观念本来就是充满迷信色彩的，他们认为生病是神仙赐的，所以若要病好，非得求神问卜不可，而求神问卜的法子则莫过于祷告。所以周武王病了，他的弟弟周公要祷告一阵；孔夫子病了，他的学生子路要祷告一阵。换句话说，能祷告就等于能治病，祷告是“巫”的责任；治病是“医”的专职，“巫医”连称，向来是不分家的。
历史上传说神农、黄帝对于医药的贡献，根本全是鬼话。中国医术比较可考的起源是在殷朝，值得称为鼻祖的是巫彭和巫咸。（《楚辞》中七次提到他们，后来的儒者如王逸、颜师古都以为巫咸是一个人，完全错了！）从这个人开始，算是为中国医术奠定了千古不拔的基础——一个巫医不分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几千年来，中国医术就一直走不上科学的正路。至多只有医术，根本称不上医“学”。
但是，有一件妙事，中国历代都有披着“革新医术”的外衣的人出现，这种人总觉得他能振衰起敝，刷新一代医术，给病人带来光芒。
从殷朝的皇帝祖甲开始，这种“中医救星”就来临了。祖甲表面上好像取消了卜疾的迷信，但是他所信奉的药物却又完全被玄学笼罩着，根本还在迷信圈里讨生活。后来的扁鹊又是救星式的人物，他宣称“信巫不信医不治”，可是他所信的“医”是什么？还不是诪张为幻的玄谈！
从扁鹊以来，中国历史上代有名医，如淳于意、张机、华佗、王叔和、皇甫谧、葛洪、褚澄、陶弘景、徐之才、巢元方、孙思邈、钱乙、张元素、罗知悌、戴思恭、张介宾、喻昌、陆懋修……这些历朝各代的“岐伯”“雷公”都曾成为中国病人们的偶像，他们的所谓“岐黄妙术”也占据了每一个病人的心房。直到洋鬼子的洋船出现，病人们才开始矛盾起来。
第一个开始矛盾的大名人是清朝的康熙皇帝。他在位的第三十二年（1693年），突然害了疟疾。当时伺候他的黄种御医们人人束手，最后请来了法国鬼子刘应（Mgr Claudus de Visdelou），服下了来自印度的奎宁，才算圣体康复，皆大欢喜。
这件被人忽略的往事，在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它给了西方医学一个最有力的声援。在这个声援下，一百六十三年（咸丰六年，1856年）以后，一个默默无闻的老广在广州上了岸，他的名字叫黄宽，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得到医学博士的中国人。
此后的局面是，中西医的对立不再是中国“儒医”与外国“教士医”的争执了，而是黄色皮肤下“国医”与“西医”的斗法了！
一个单凭“祖传秘方”“五运”“六气”“寸关尺”的原始医术，在严格的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临床诊断学的面前，不能有丝毫抗衡的能力，这是显然可见的。所以，很快，西方医学便走上了一个反客为主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