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道光十五年（1835年），外国人已在中国创办了第一所西医“学校”（Peter Parker的广州基督教医院）。三十年后（同治四年，1965年），中国人创办了自己的第一所西医“学校”（北京“同文馆”特设科学系）。但是很快，在中医的势力逐渐式微的时候，“和平共存”的法子就被想了出来。一些聪明人想出了中西合璧的医学教育，他们最辉煌的试验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由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添设的医学实业馆，招来几十个学生，合授中西医学。可是这个好梦却没做多久，民国以后，中国医术在正派的高等教育里，终于被赶出了大门。
“医师法”与中医
1913年9月11日，汪大燮做了教育总长。他这任总长虽只不过做了五个月零九天，但是他却主张德政——废去中医。那是民国三年1月间，所谓京师医学会的代表们捅进教育部，请求为他们的“北京（中医）医学会”立案。汪大燮态度强硬，回答他们说：“我决定今后把中医废除，中药也不用。你们请求立案，我办不到。”这下子中医们着慌了，乃纠合各地同业，组成了所谓“（中医）医药救亡请愿团”，由余德埙率领，浩浩荡荡直奔国务院。他们向国务院及各部告状，希望保存中医中药，可是国务院告诉他们说：
前此（教育）部定医学课程，专取西法。良以歧行不至，疑事无功，先其所急，致难兼采。初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
这等于明明白白地说，你们中医要怎么样，政府不管你们，可是你们若要想在高等教育里来个中西“兼采”，这是行不通的。
这件旧事现在回想起来，已经快半个世纪了。我们试想半个世纪以前的政教当局，竟有这种眼光、这种气派，我们实在应该称赞他们。
此后是中医一连串倒霉的日子，1923年政府有取缔中医施行细则；1925年又有不许中医进入大学学系的法令；到了1928年北伐完成后，更在中央卫生会议中提出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由余岩倡议，主张对中医停止登记、禁设学校、不准宣传、改称中医院为医室、改称中医学校为传习所并禁止招生。余岩在这个提案里大声疾呼：
……今日之卫生行政，乃纯粹以科学新医学为基础，而加以近代政治之意义者也。
在“科学新医”的基础上，他举出四条废止中医的理由：
一、今旧医所用者，阴阳五行六脏腑经脉，皆凭空结撰，全非事实，此宜废止，一也。
二、其临症独持挠动脉，妄分一部分之血管为寸、关、尺三部，以支配脏腑，穿凿附会，自欺欺人。其源出于纬候之学，与天文分野，同属无稽，此宜废止，二也。
三、根本不明，诊断无法，举凡调查死因，勘定病类，预防疠疫，无一能胜其任，强种优生之道，更无闻焉。是其对民族民生之根本大计，完全不能为行政上之利用，此宜废止，三也。
四、人类文化之演进，以绝地天通为最大关键，考之历史，彰彰可按。可谓绝地天通者，抗天德而崇人事，黜虚玄而尚实际也。（北伐后）政府方以破除迷信，废毁偶像，以谋民众思想之科学化，而旧医乃日持其巫祝谶纬之道以惑民众；政府方以清洁消毒训导社会，使人知微虫细菌疾病之源，而旧医乃日持其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夏伤于暑，秋必痎疾等说以教病象。提倡地天通，阻遏科学化，此宜废止，四也。
他的结论是：
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为民族进化计、为民生改善计，不可不取断然手段以（废止旧医），此乃国家大计，非区区主奴之见也！
上面这个明智的议案是民国十八年2月提出的。到了3月17日，中医们开始发难了，他们奔走呼号，向政府请愿取消中央卫生委员会的这个提案，并且把这天定为“国医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