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的观点，的确为恐惧者、受伤者提供了一种“临时救护法”。今天，我们见到的“语言的狂欢化”、“肉体的狂欢化”状态，或许正是尼采理论的当代注释。不过，尼采的前提是，人与动物有共同的东西。如果“人”连自己身上的动物性都消失了，只剩下一个个分裂的器官，或者就像一个“克隆人”似的，那么尼采的这种说法就不成立了。我们可以在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理论中看到尼采理论的各种影子，主张“遗忘”，提倡肉体的活跃状态。但是，人们因此而生活得更有尊严吗？他们因此变得更懂事了吗？当然没有，没有懂事者，只有董事长。这正是凯尔泰斯感到孤独的地方。在人群中感到孤独是一种最大的孤独。所谓“孤独”，就是人与人之间丧失了倾听的能力和对话的兴趣，他们没有信任感，彼此提防，有时候还假装互相抚摸。
尽管凯尔泰斯一直在强调“记忆”和“表述”的意义，但他也无奈地承认了“沉默”的意义。不过这个“沉默”的意义是有前提的，即“只有上帝存在，沉默才是有效的真理”。否则，所谓的“沉默”只能是典型的“当代犬儒主义”。这种“犬儒主义”立场在欠发达国家（或者“后极权”国家）最有市场。谎言无法治疗我们的病症。靠自欺欺人的谎言所维系的“沉默”，只能是一种绝对的缄默，因而就是绝对的死寂。
一边是创伤性记忆，一边是强行遗忘后的狂欢肉体；一边是巨大的缄默，一边是“有了快感你就喊”、“蝴蝶在尖叫”的呼喊声；一边是对文字快感消费的需求，一边是性命攸关的书写。凯尔泰斯就这样在记忆和遗忘、沉默和表述的两难处境里，艰难地、孤独地坚持他自己对生活和命运的独特表述。在“市场集体主义”、“国族集体主义”等各种消解“个体”的借口中，文学因此保持了一种疏离和质疑的品质。从而，这种孤独的个体书写才显示了文学书写的严肃性。
我由此想到了中国当代作家。在他们那里，战争经验成了对一种集体仪式的浪漫主义描述。“文革”经验，迅速变成了一种对“伤痕”的炫耀。“反思文学”变成了集体性的“记仇文学”。心灵和肉体的“伤疤”因而迅速愈合；对经验的表述，则停留在“新闻学”的层面，缺乏更深刻的洞察和思考。文学书写因而就成了一张张廉价的“创可贴”。
凯尔泰斯不是在向世人展示他“经验的伤疤”（像农贸市场上的“跌打药”贩子那样），而是独自一人在自己的“疤痕”上精心地、艰难地“刺绣”。当然，感到伤痛的只是他自己。他说：“我们只认得给我们带来痛苦的东西……真理因苦痛而变得更真。”我感到困惑的是，怎样的经验表述，才不至于使人类的苦难经验变成“快感消费”；怎样的阅读经验，才不至于将凯尔泰斯那样一种镌刻在疤痕上的文字，当做时髦女郎手臂上的“刺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