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尔认为，长篇小说的确结束了，被所有人所抄袭的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结束了。作家们在模仿和自我模仿中结束了自己的使命。但他自己还是要写一些轻松的、愉快的、“又充满各种事件”的、篇幅较长的书。
在谈到自己的游记性作品《印度三部曲》中是否攻击了自己故乡印度的文化时，奈保尔说：“我由于先人而对印度十分亲近。我是在一个充满非常彻底的印度文化氛围的家庭中长大的，事实上，我被印度、被我看到的东西粉碎了……它有很多缺陷……那就是我的世界……我认为我的书不是攻击印度，它是我的不幸的一个记录。我不是在打击任何人，实际上它是一个令人感伤的经历和体验……我总是能够理解他们，那些农民、无土地者，那些底层的人们，几个世纪以来，甚至一千年或者更久以来，第一次自己来一次爆发。正是在这本书（指《印度三部曲》）的写作中，我开始了解印度的不幸本质。”见“奈保尔专题”，载《南方周末》，20011019。
奈保尔获奖之后，媒体大肆炒作，但基本上是在作家的派别、阶级地位、文化和政治立场上做文章。我读到一篇记者的文章，文中充满政治和新闻术语，很诱人，其中大段引用《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的观点，不外乎作者怎么批评第三世界、怎么夸奖了西方，奈保尔是近年来唯一的右派作家，他如何激烈地批评宗教，等等。作家如果仅仅是想表明一下立场，问题就会很简单，就像选举投票一样，直接说出来就行了，为什么还要用长篇小说的形式？难道他试图用文学作政治的工具吗？这当然不是文学思维，而是政客思维。
在这个泛政治化、泛媒体化的时代，一切都在劫难逃，即使是文学评奖委员会，也会主动跳进这个魔圈。媒体是泛政治化时代的一条触角，就像蟑螂一样敏感。他们正在引导、操纵着读者。它试图将读者领到作家的“影子的影子”跟前。当一个模糊的、变幻不定的影子开始摇曳的时候，读者大吃一惊，记者们自己也吓了一跳。文学就这样变成了一个“民间传说”，甚至一个政治谣言。
奈保尔的双重身份——宗主国作家和殖民地移民——使他遭遇到很多一般人少见的政治麻烦。他究竟应该亲近西方文明、批评殖民地文化的粗俗野蛮，还是激烈地批评西方殖民文化、用故乡的贫穷落后向宗主国示威呢？政治思维或者媒体思维，要求人们在这种非此即彼的答案中选择：要不就是革命派，要不就是反革命派，没有什么中间派。
作为一个公民，奈保尔也经常在媒体记者的追问下即兴发言，但观点并不确定。当他批评英国首相布莱尔、批评西方中心主义、批评帝国作家、批评英国文化精神的没落时，他很像一个左派。当他批评殖民地文化的麻木、冷漠、粗俗，并夸耀西方文明的长处时，他又像一个右派。他的确喜欢跟大众媒体打交道，借助媒体说一些在小说中不愿说的话，因为写小说的时候，总不可能中断故事，去骂福斯特和乔伊斯吧。但我宁愿把这些看成是一个公民的文化表态，而不是一个作家的写作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