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精心维持的开明形象与方针受到严重打击。尤其大审过程中，遭逮捕的省议员林义雄的住宅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当天遭暴徒闯入，导致他的母亲与双胞胎女儿被凶手刺杀，另一个女儿重伤，立刻引发台湾各界震撼。官方随即准许林义雄交保，但并未查到凶手，仅判断是与林义雄的个人恩怨而引发杀机，这种说法完全得不到民众信任，坊间流言不断，国民党形象更是一落千丈。
两岸重启接触，蒋经国与大陆隔空交往互动
蒋经国在 20世纪 80年代所碰到的最巨大的挑战，除了岛内日益勃兴的反对运动、街头抗争之外，恐怕还是来自如何面对已步入邓小平时代的开放中国、如何调适两岸间的新关系与互动。
1978年 12月 16日，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宣布停止自1958年起“单打双不打”的金马炮击。1979年1月 1日，人大常务委员会发表第五次的《告台湾同胞书》，提出统一中国、结束分裂局面，开放两岸三通、恢复两岸交流等主张，并拟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来取代原有的“解放台湾”口号，一个全新的两岸形势显然已经逐渐成形。因此，是否在台美“断交 后重新与对岸修好，因应新一波的和平攻势，成了国民党的棘手难题。
为稳住形势，国民党定位中共高层的喊话是“和平统一”的攻势。蒋经国出面强调，“台湾不论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与中共政权交涉，这个立场绝不会变更”，随后借着中常会的机会，宣布“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的“三不政策”，成为国民党未来 10年的政策基调。
此时，国民党元勋廖仲恺之子廖承志发布了一封给蒋经国的公开信，以“经国吾弟 ”开首，先问候他是否“政躬违和 ”，盼“善自珍摄 ”，并以世交身份，对蒋经国所提“三不政策 ”“期期以为不可 ”。廖承志在信中重提国共第三次合作，也透露如有可能，他愿亲自来台，希望“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还在结尾处问候了宋美龄。
此信一出，立即引起台湾方面的高度重视。在反复推敲之后，蒋经国决定不由他个人回复此函。而是通过钱复，向美方转达此份电报信息，表态台方将对此置之不理，同时拒绝廖承志来台。随后拜托身居海外的宋美龄，以长辈身份响“承志世侄 ”，提及是否记得蒋先生两次释放之恩，更反劝廖早日“翻然来归，以承父志 ”。
表面看来，蒋经国对廖承志的问候似乎毫不领情，但从来往信函脉络来看，却又不排除故交旧情，未彻底断绝交往互动之可能。台湾“行政院”院长孙运璇还借着回答美联社记者提问的机会，声明国民党已经放弃反攻大陆政策，且“从不认为可以用武力解决问题”。再次显示，所谓“三不政策”并非是如过往般铁板一块。
蒋经国其实很清楚，两岸商界经贸互动已陆续展开，许多在台湾苦守几十年的外省人，常借美国、香港中转，与中国大陆亲友通信，偷偷回乡。他要求在党内成立一个高级小组，针对两岸政治攻防与谋略进行研究，提交预案。
蒋经国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王升，王先是成立“固‘国’小组”，之后将其改组为“刘少康办公室”。其主要任务是研究灵活、有创意的政战攻势，意图加强台湾民间对大陆的心防，也强化台湾经验对大陆人士或海外人士的可信度，以因应中共对台统一战线攻势。
从对岸的反应来看，邓小平并未对“三不政策”与初期接触触礁有太多反应，而是持续向蒋经国示好，通过胡耀邦等人希望蒋经国回大陆看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关于中国统一的九项和平原则，将“一国两制”入宪，派员修缮蒋家奉化故居、祖坟，为两岸互动创造了新的格局与变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