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特曾经是文学结构主义的翘楚、最知名的法国符号学者，恰如翁贝尔托·艾科之于意大利。他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转向 “文本理论”，结果却强化了他作为当年以《原样》杂志为代表的文学和政治先锋派理论家的形象。整个70年代，他徒然地脱离了“科学性之梦”，徒然地跟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学乃至一切“主义”拉开了距离，因为他依旧被公认为是文学研究的“科学的”和激进的革新者。而且，他去世后的一个时期，在往往把他的著作大大简化的课堂用法里，这个形象照旧出现。实际上，跟巴尔特本人最不相干的恰恰是阅读的“万能钥匙”、批评的“工具箱”之类的说法。
到了1975年，在这个广为流行的“科学的”理论家巴尔特的形象之外，出现了第二个极为不同的形象，令他的某些忠实追随者十分困惑：热衷于自我剖析和自我嘲弄的思想家，擅长讽刺挖苦甚至多疑的美文家。
第二个形象是他本人通过1975年出版的《罗兰·巴尔特自述》一书促成的。这是一幅狡黠的思想自画像。《恋人絮语》(1977）及其在读者和媒体方面的巨大成功，使得这个形象更加鲜明。一度宣称“作家已死”的作家难道不是胜利重返了吗？甚至有传言说，他有意成为小说家……对于这种假定的改弦更张的说法，记者们趋之若鹜，批评界也为之噪动不已。美国散文作家苏珊·桑塔格一直十分关注法国先锋派，她认为“晚期巴尔特”体现了很有19世纪味道的法国式时髦，把自我剖析和精致文雅合为一体。另外一些人，例如茨维坦·托多罗夫，在这个认同主观性的巴尔特身上已经看不到他们从前的老师的影子：在法兰西公学文学符号学的讲座里，他竟然不去赞扬他本当讲授的符号学，反而颂扬文学。他还说，假如人类不得不放弃所有的学科，只保留一门，那么这门绝无仅有的学科就是文学——学科之王。因此，围绕着罗兰·巴尔特的“思想形象”，在他遭遇车祸的时期正逢极度混乱之时。
但是，在我看来——这个看法至今未变——巴尔特作品的整体性从来就不是问题，他献身于文学的一贯性也毫无疑问。从喜爱阅读“古典”文本到探索当代写作的新路子，他始终在践行这种献身精神。早在20世纪之初，保罗·瓦莱里就认为“文学为求生而摆脱文学的命运”；巴尔特同瓦莱里有很多同样的担忧，却不屈从于人们宣告的衰落。在他称作对于文学的“撕心裂肺的爱情”里，我看到了他的思想整体性和批评作品的勃勃生机，而且至今仍然这样认为。为了证明这个信念，也为了通过将巴尔特的每一个“阶段”置于同一行为的起落变化之下，从而给予其公正的评价，我一篇不落地重读了巴尔特的全部作品——当时《罗兰·巴尔特全集》尚未问世。这是一项繁重的任务，可是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从未感到难以担负，而且从中获得的发现令人欣喜。例如，我幸运地找到了巴尔特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关于尼采和悲剧的）。这篇文章他本人早已丢失，也不记得是否发表过。其实，它确曾被发表在一个不起眼的学生刊物上，如今位列《罗兰·巴尔特全集》之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