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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人具有不变的天性为前提，按照完全适合人性的理念来设计他们的蓝图。但是，在描绘这些蓝图的过程中，空想家们发现，如果给人过多的自由，任人性散漫开来，蓝图就无法绘制完成。为了克服绘画上的困难，他们添加了许许多多对人性加以限制的笔墨。在莫尔的乌托邦里，所有的人都必须从事公益劳动；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里，每一个人不论分配给他哪一种工作（当然包括扫厕所和抬死尸），他都必须当作最崇高的工作去完成。而在另一些理想社会的设计者那里，还要求人节制、压抑自己的欲望，衣着要朴素，不能佩戴质地比别人更优良、光泽更夺目的项链，“任何虚荣表现都应该受到行长和家长的制止”（摩莱里《自然法典》）。对于那些不能够把劳动当作崇高工作来对待，也不能够治理好自己发酵的欲望的人来说，这些社会并不是什么人性的净土，而是炼狱。对人的品质修养的要求，几乎成了各种乌托邦梦想成立所必须依持的、至关重要的条件。没有对人性提出的崇高要求，这些乌托邦体系便无从谈起，就连空想也不能自圆其说。在资产阶级的社会蓝图里，除了自由、平等之外，还有博爱，但博爱只能是发自人内心的品性，不能作为一种制度要求来强加。一个人要是不博爱邻人甚至连自个都不爱，甚至还痛恨自己和邻人，那也是谁都奈何不得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警戒，是自由资本社会常见的街景。一个本来依据人性要求来设计的社会，最终却反过来对人性本身提出苛刻的要求，这意味着人性中存在着不堪承受理想生活的阴暗、腐败、卑劣、下贱、魔障的成分，对它的改造成了社会改造的核心工程。
毫无疑问，社会和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的生存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资源的匮乏、阶级压迫、种族奴役、性别歧视等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始终是许多令人沉痛的事件背后隐蔽的因缘。社会的种种不合理因素都应该通过一代代人的努力不断地得到修订、改良和歼灭，但是，在得到修订、改良和歼灭之前，又是我们必须将其作为自己的命运接受下来的现实。我们没有足够的寿命等到社会上的所有问题都一揽子解决之后才开始自己的生活；也不能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就不打算过好日子；还不能认为自己过得不自在，就一定是社会或别人出了问题，从而使自己的内心充满怒火；更不能认定在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之前，我们的生活就只能是一种灾难，我们的幸福只能是一种罪恶，我们的尊严只能是一种反抗和叛逆，是破罐子破摔；更不能设想只要剪除了种种不合理的权力关系，或者让自身在权力关系中占据优势和主导地位，就可以一劳永逸地铲除使我们终日不得开心颜的弊端，我们的生活就一定春风得意马蹄疾。过去一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为低地位阶层所接受，人们认为，如果自己贫困，那是因为有人在剥削和压榨我的生命，只要把富贵的阶级打倒并踩上一脚，让我们上来改天换地，口中的黄连就会变成蜜糖。然而，历史表明，贫困和不公并不是换一个皇帝或一个统治阶级就能够根治的痼疾。于是，在总嫌缓慢的变革进程中，就有了由哪一些人来承受贫困和不公以及如何承受的问题。
当今世界，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意识抬头，人们往往认为，如果我们这个民族发展滞后，肯定是因为其他民族侵占了我们的资源，绊住了我们的脚步；如果我们这种宗教的兄弟没有过好日子，那肯定是因为别的宗教的神祇挤压了我们的天空，分割了我们的矿藏。只要我们民族能够从某个国家独立出去，我们的同胞就不愁没有好日子过；只要把本尊之外的一切神祇及其异教徒统统驱除，教内兄弟的日子就能够充分享受天国的恩典。其实，真实的情况从来就不是这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