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K！吩咐下去，公司开始起草合同。同时，听到许多关于李大导债台高筑、拆东墙补西墙等狼狈现状的传言。
审查合同时，法务要求写上双方的身份证号码。有人问：“李翰祥今年70岁了？”愣了一下，我说：“应该是吧。”
一位经理突然说：“他不会死了吧？”
我抬头哈哈大笑：“怎么会呢？他那么健康。”
当时他虽然年届七十，脸上却没有一丝皱纹。但他脾气暴躁，现场“辱骂”工作人员是家常便饭。他的心脏搭桥了N次。进剧组前几个月刚刚做完一次大手术。
很快，我们签署了与李翰祥导演的合同。电视剧《火烧阿房宫》，40集。我投资1200万，李翰祥包拍，超出及不足部分的资金一概与我无关。
为此，我专门成立了两家公司，一个是“北京晓庆经典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一个是后来惹了巨大麻烦的“北京晓庆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
本来，我的“晓庆集团”扩展了很多实业后，我是决定“金盆洗手”，决不做文化的。700万人民币就这样“夯不啷”一下子全打到李导演的账户上。定了开拍时间。齐活儿！
可是没想到，这一下子，却打开了著名导演李翰祥的死神之门。
《火烧阿房宫》的拍摄地点及居住地点，李导演选择的是——李家坟。几个月之后，李翰祥导演的遗体被火化，追悼会就在他自己搭建的《火烧阿房宫》的景区内举行。
在《火》《垂》二剧拍摄时，由于李翰祥的言语刻薄，不留半点情面，要求一天八变，加上清宫戏的拍摄本来就特别繁杂，全组大陆主创人员（包括我在内）曾经集体关在酒店房间里放声大哭，超过20分钟。
我和扮演东太后的陈烨，还有丽妃周洁，成天顶着沉重的“旗头”，上面缀满了货真价实的“点翠”和“珊瑚”。两个月下来，我们的头顶都斑秃了吓死人的一大块，停机半年以后才慢慢长出头发来！
头饰上经常有一枚发卡别住了，每分钟都头疼欲裂，实在承受不了，就穿着缀满珠花的龙袍捂着脑袋“咚”地躺在现场的地上。
一次被李翰祥看见了，他大叫：“不可以不可以！你怎么可以睡在地上？你是大明星哎！”
我不吭声，心想大明星又怎么啦？脑袋好疼。
他说：“香港的明星绝对不肯这样！”
我瞟他一眼，心想我又不是香港明星。
在那个时期，为了挣钱，我开始时常从剧组失踪，频繁地“走穴”。当时报纸经常批判“走穴”挣钱这股资本主义歪风，我所在的北影剧团为此让我写了几次检讨书，所以我坚决不告诉剧组我在哪里。
没有手机，没有电话，没有微博，没有微信。而且，居无定所。游牧“大篷车”，为了生活，四处卖唱。每天演5场、6场、7场，最多的一天演8场。我的人品、上座率、节目质量、演出态度得到了演员们乃至“走穴”界的一致公认，自己先富起来后，又带动跟我“走穴”的演员们也富起来。我的“穴队”在当时是演出地点最广、场次最多、质量最好、票价最高、影响也最大的，每个跟我的演员都能赚到钱。我从来不亏待他们，有时钱不够分我就拿出自己的酬劳给大家。演员们给我取了个外号叫“大猫”——就是扑克牌里的“大王”。
剧组知道我什么时候离开，也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可是，没有人知道我哪天在哪里，也不知道如何才能联系到我。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
善变日程的李翰祥时常在剧组里暴跳如雷：“刘晓庆呢？把刘晓庆找回来！明天要拍戏！”
没有人能找我回来。我也做不到——走穴的票全部都卖出去了。
那个时候，只要卖了票，演得少不行；不到场更是欺天大事！南京五台山体育场的观众向台上扔钢镚成雨，演员当众跪下谢罪，病了也要被抬到台上含泪讲话，观众划破沙发垫子砸场子……什么事情都出现过。那是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年代，所有人都需要一个理解到接受的过程。
我永远不能忘记《火烧圆明园》关机仪式的那一天，李翰祥走到我身边，飘过来一句：“李太太有事找你。”
“哦。”我去了他的工作车上。
李太太把我拉进车门内，塞给我1000元人民币。
当时我脑袋里“轰”地一下，血脉偾张。这笔巨款对于每个月只有50元工资的我，犹如一枚原子弹爆炸，把我冲击得晕头转向。
有生以来那是第一次，我觉得是真正的——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