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是胡适当年专程往苏州拜访过的一位同辈。胡适读过钱穆写的《向歆父子年谱》一书，曾在当天（1930年10月28日）日记里称道“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但当他读到钱穆《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一文，发现论证方法有问题，就写信给钱，表示对其证据的怀疑。胡适说：“此文的根本立场是‘思想上的线索’。但思想线索实不易言。希腊思想已发达到很深远的境界了，而欧洲中古时代忽然陷入很粗浅的神学，至近千年不久。后世学者岂可据此便说希腊之深远思想不当在中古之前吗？又如佛教之哲学已到很深远的境界，而大乘末流沦为最下流的密宗，此又是最明显之例。”在此信中，胡适直接批评说：“先生对于古代思想的几个重要观念，不曾弄明白，故此文颇多牵强之论。”遂至“其中根本立场甚难成立”。
梁启超是胡适的前辈，也有“《老子》晚出”的主张。在胡适看来，梁用的是“摭拾一二个名词或术语来做考证年代的标准”。胡适直言这种方法会有“更多漏洞，更多危险”，并举出诸多有说服力的例子为证。他质疑冯、钱、梁的证据不足以服人，是希望他们能拿出足以让人信服的证据。胡适在给钱穆的信中说得再明确不过——“我并不否认‘《老子》晚出’之论的可能性。但我始终觉得梁任公、冯芝生与先生诸人之论证无一可使我心服。若有充分的证据使我心服，我绝不坚持《老子》早出之说。”
“不苟且”，是胡适对自己的一向要求。常见他说到这个话题。他给罗尔纲的信中说过：“文字不可轻作，太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在给王重民的信中也说：“一点一笔不放过，一丝一毫不潦草。举一例，立一证，下一结论，都不苟且。”
闻一多的书桌
闻一多的诗集《死水》，依其新月书店初版本版权页记录，是在1929年3月印行的（《闻一多年谱长编》则记在1928年1月）。1930年4月，沈从文在《新月》杂志发表文章，认为“先生的诗集《死水》‘以一个老成懂事的风度，为人所注意’??另外重新为中国建立一种新诗完整风格的成就处，实较之国内任何诗人皆多”。沈从文评价《死水》的尺度，出自文学，而非政治。这一点，在当时重要，对后世更重要。
特殊的历史原因，加上极特殊的事件，很多后辈读者对闻一多的了解更多来自政治，而非文学。其形象定格于烈士，其壮烈根源于内战中的暗杀。这样一来，其学者本色就被遮蔽。本来，他生命中的多数时间是在书斋，埋头于书本，寄托于艺术、学术，安身立命于教职，是个博学、敦厚、正直的学者、诗人，只有很短暂的时间因政局混乱、政府腐败、民不聊生而关注政治，拍案而起，但他的一般形象却被凝定于横眉怒目的政治斗士风采。
立在五千年历史文化之前，五十年的政治毕竟过于短暂。如今，当年政争不再，后人对先贤的认知和解读，回归于其本色。曾经被遮蔽的历史，也会生成一种显示真实的力量，恢复本来面目。《死水》这样的书，又被人们记起，重返读者的视野。此时，人们对其中政治内容的敏感度会相应降低，对其中的文化价值会有更多关注。于是，这本书中的“一句话”、“天安门”之类的诗篇，我们会觉得久远，乃至生出隔世之感；“闻一多先生的书桌”这样的文字，则更多更久地吸引了读者的目光。
闻先生这样写他的书桌：“忽然一切的静物都讲话了，忽然间书桌上怨声沸腾，墨盒呻吟道‘我渴得要死！’字典喊雨水渍湿了它的背；信件忙叫道弯痛了它的腰；钢笔说烟灰闭塞了它的嘴，毛笔讲火柴烧秃了它的须，铅笔抱怨牙刷压了它的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