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力正常的许多学者“闭着眼睛”，倒是双目失明的陈寅恪看得清楚，学术该怎么搞，学人当如何做。他深知“不宗奉马列主义”必被很多人视为离经叛道，不能见容于世，才想到请毛泽东或刘少奇以手谕表示恩准，作挡箭牌。
看得透历史，自有看现实的清醒与深入。明达如陈先生，何尝不知那一纸证明书绝难开出。“牌”未必要得来，“箭”却是要多少有多少，随时伺候。既如此，仍坚持，无非是再次申明自己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一以贯之其学术研究生涯，至死不渝。
联想到陈先生写过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会觉得其要求在表明自己的研究立场时，或许更有一层深意，即要提醒“最高当局”注意，“现在政权”既已开出新中国，国中若仍能为学人留出学术研究的空间，则须遵从最基本的规律，允许乃至倡导学人保持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半个世纪之后，一个引发社会热议的问题是：“我们这么多年里为什么培养不出学术大师？”原因或复杂，答案应简单。陈先生早就说过了。无奈清音独远，庙堂难得一闻，江湖上也不大听得见了。
《陈寅恪的最后20年》，使某些知识分子的最后一段岁月成为观察、研究其人的一个特殊角度和时间单位，在出版选题上开了风气。十年后，中国文史出版社的“长廊与背影”书系面世，诸如《周作人的最后22年》、《傅雷的最后17年》、《梁漱溟的最后32年》、《陈独秀的最后15年》等等。可见此风仍有余绪，只是单纯跟风之作已无多可看。可叹如今，不仅大师清音独远，连能真切记录大师清音之作者也不容乐观。
胡适的“不苟且”
胡适的宽厚能容是出了名的。他主张“宽容比自由还重要”，亦知亦行，一生如此。但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他始终守着“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立场，对欠缺证据的说法寸步不让，以维护心中的学术尊严。
罗尔纲是胡适的门生。1936年夏，罗在《中央日报?史学副刊》发表《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该文引申清人管同、郭嵩焘的话作为论断依据。胡适读了该文，非常生气，即写信给罗说：“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管同、郭嵩焘诸人可以随口乱道，??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西汉务利，有何根据？东汉务名，有何根据？??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
罗尔纲在《师门五年记》中回忆过这件事，说他读了胡适这封信后，十分感激恩师如此严厉的督责，“一连四个晚上伏在桌上回了一封几十页的长信，向他恳切表白我的感激，汇报我一年来的工作、研究和生活的经过”。这封长信或是出于多年的心情，因为这并非胡适第一次批评罗。更早些时候，罗在《大公报?图书副刊》发表《聊斋文集的稿本及其价值》一文，被恩师看到，当面教训他：“你概括说的都要不得，你的话太武断了。一个人的判断代表他的见解。判断的不易，正如考证不易下结论一样。做文章要站得住。”据罗回忆，那是恩师“第一次严切的教训”。此后，胡适坚持不放过学生的任何一次轻率。罗说：“当我每次发表这种文章的时候，就得到适之师给我严切的教训。”
冯友兰是胡适的同辈。冯曾寄赠自己的《中国哲学史讲义》给胡，胡适从中读出证据的不足，即致信冯说：
偶见一点，不敢不说。你把《老子》归到战国时的作品，自有见地；然讲义中所举三项证据，则殊不足推翻旧说。第一，“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此通则有何根据？??第二，“《老子》非问答体，故应在《论语》、《孟子》之后”，此说更不能成立。??第三，“《老子》之文为简明之经体，可见其为战国时之作品”，此条更不可解。??怀疑老子，我不敢反对，但你所举的三项，无一能使我心服，故不敢不为它一辩。推翻一个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似不是小事，不可不提出较有根据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