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2月，该书的初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序言由原来请梁作序的蒋百里作。蒋在序言中说：“清学之精神，与欧洲之文艺复兴，实有同调者焉。”接着，他提出了在“清学发达之历史中”看出的几个大问题。一是西方科学东来之势在康熙以后突然中断，二是致用之学后来转入经典考据，三是戴东原理欲之说倡导启蒙却遭当世冷落，等等。蒋由此直陈时弊，如“实利主义兴，多金为上，位尊次之”??呼吁“当世君子有以力矫之”。
梁著成于蒋序之前，书中文字却响应了蒋的呼吁，足见志同道合。《清代学术概论》洋洋洒洒六万字，梳理三百年间发展脉络，指出了晚清学术的笼统、肤浅、凌乱之病。其痛切之语如下：
将现在学风与前辈学风相比照，令吾曹可以发现自己种种缺点，知现代学问上笼统影响凌乱肤浅等等恶现象，实我辈所造成。此等现象，非彻底改造，则学问永无独立之望。且生心害政，其流且及于学问社会以外。吾辈欲为将来之学术界造福耶？抑造罪耶？不可不取鉴前代得失以自策厉。
这话说在九十年前，似发于当下。如今的学界人士若能认真读读，不知会作何感想。
陈寅恪清音独远
“清音独远”，这是《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作者在书稿收笔时的浩叹，沉重到无以复加。该书初版封面封底全黑底色，也给人一种如铁似铅般的沉重感。
当年深圳读书月评选“30年30本书”，先是读者海选，然后圈出百本，继而业界复评，最后专家终审，《陈寅恪的最后20年》铅铸铁打，无以摇撼。终审现场几轮投票的气氛使人相信，即便只评出10本，也会留住这一本。
如此众望所归，该能给人些安慰。清音虽远，毕竟还能听到，还有人愿听。
陈寅恪的最后20年，始于1949年。当年和略早些时候，大陆学界名流各奔东西。远走美国者如胡适，去台湾者如傅斯年，到香港者如钱穆。陈先生不作美国之想，坚辞台湾之请，亦因平生鄙视殖民地生活而不往香港，于是选择了广州岭南大学作寄身之所。
一介书生，所求不多，无非一张安静的书桌。为求安静，他看重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的优容雅量。也是为求安静，他放弃了到中国科学院当所长的机会。
当时的科学院院长是郭沫若，号称“新史学”的权威，陈寅恪则是“旧史学”的代表。新中国初建，新社会初始，郭沫若是炙手可热的人物，陈寅恪则甘愿冷在岭南。“他认为每当社会风气递嬗变革之际，士之沉浮即大受影响。其巧者奸者诈者往往能投机取巧，致身通显。其拙者贤者，则往往固守气节，沉沦不遇。”
1953年底，郭沫若写信邀请陈寅恪到北京，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一职。陈寅恪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桎梏”；二是“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他的道理很简单，没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真正的学术研究无从谈起。
几年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赢得知识分子的由衷服膺。如果承认这方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则陈寅恪的主张应代表一份思想资源。
陈寅恪坚持的道理，本属常识，但在学习马列声势浩大的1950年代初，在言必称马恩列斯的气候下，却显得惊世骇俗，很难被正确理解。顾准曾感叹过“中国的历史学家闭着眼睛跟斯大林走，现在读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实在可怜”。太多政治因素非正常地介入学术研究时，连时代都可怜，何况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