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难背后的真相(1)

按照以往的观点,大多认为清廷各级官员在这次台湾问题上人浮于事,是造成被动的根本原因。可是,根据近数十年来史学界的新研究成果而论,这个说法实在很难站得住脚。

此时的大清国刚经历了长期的内战,各地督抚多是经历过实战历练的干练大员,应对外事的能力与眼界也早非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同辈官员可比。但是,两个缺陷限制了他们的个人能力发挥。第一个限制在于大清国糟糕的军政体制,第二个限制在于落后的交通、通讯手段,后者主要体现为铁路与电报的匮乏。

就在桦山在打狗地区搜集情报的3月24日(二月初七),水野遵与一名仆从由旂后港到枋寮,目的是前往琅峤进行地形勘测与军情侦查。因大风等船而耽误两天。27日(二月初十)他们乘小舟抵达琅峤,观察地形并绘图。水野一行自旂后港出发之时就引起清廷地方官的注意。3月30日(二月十三日),枋寮巡检王懋功与千总郭占鳌将这一行人的详细行踪上报凤山县。署凤山县令李煐于4月5日(二月十九日)上禀台湾的最高行政长官台湾道夏献纶,夏又将这个情报上报福州将军文煜与闽浙总督李鹤年。

也就在此时,发生了第一次信息大延误。由于当时两岸没有铺设电报线路,所以信使只能乘轮船前往福州,而当时两地的轮船是由固定班期的,由于等船,信使直到4月11日(二月二十五日)才离开台湾,文、李收到消息则已是4月12日(二月二十六日)。此时也正是日本因为外交纠纷而犹豫不决的当口。可惜大清国未能进一步搜集到有价值的情报,反而是驻华外国使节与洋员控制的海关税务司,因为有“铜线”(电报)传递海外消息,反而比大清国先得到了确切情报。

4月15日(二月二十九日),夏献纶通过台湾税务司得到惊人消息,5000日军搭乘5艘轮船即将前来台湾南部登陆。夏立即将这一消息上报。不过,他的这个情报传递得实在够慢。总理衙门在看到夏的报告前,反而先接到了洋人的预警。

4月18日(三月初三),英国驻华使馆翻译官梅辉立前往总署,询问了一些相关问题,并发出了最早的预警。第二天,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发出公函,正式提醒清廷注意日本即将对台湾展开的行动,并询问清廷的立场。这份公函发出的第二天,总税务司赫德根据广东税务司的情报也跑来总署告警,到4月22日(三月初七),由于收到了厦门税务司送来的同样情报,赫德第二次到总署告警。而此时日方正因意见分歧陷入瘫痪状态,要再过10天西乡才违令派出先头部队,而距日军最终登陆台湾则尚有17天的时间,距日军展开对番社的进攻则还有31天的时间。这是历史留给大清国的反应时间差,如果从第一次接到梅辉立的预警开始,历史一共给了大清国21天的时间阻止日军登陆,35天的时间阻止日军对番社展开进攻。以当时清政府的交通通讯手段,在21天内阻止日军登陆虽然困难但并非完全没有可能,而在35天内采取有效的外交、军事反制行动,遏制住日军在台湾的军事行动,则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

可惜,所有这些预警都没得到应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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