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鉴于冬天即将到来，直隶本地棉衣严重不足，故而“商劝江浙绅商捐办棉衣”，解送天津散放，“以辅赈务之不逮”。
这一呼吁得到了江浙两湖地区三类人士的积极响应，他们分别是：
1.在职官员。如刚被批准升迁为闽浙总督的江苏巡抚张之万因为原籍是直隶南皮，故而率先响应，“倡捐棉衣一千件”，又从自己的养廉钱中捐出白银五千两，并“饬淞沪厘捐局道员刘瑞芬办解一万三千件”。此外，湖南按察使涂宗瀛捐办棉衣四千件。两淮盐运使方濬颐劝募到用于购买棉衣的捐款白银二万两。苏松太道沈秉成捐办棉衣五千件。翰林院编修吴大澂等人在京城展开募捐活动，劝办棉衣、棉裤各七千件。
2.去职及候补官员。如前任湖北盐道盛康捐办棉衣二万件。前任苏松太道吴煦捐办棉衣一万件。前江苏补用道员吴云劝办棉衣一万件。前记名运司金安清捐办棉衣四千件。前任天津道员周家勳捐办棉衣一千件。前甘肃平庆泾道员方瑧大捐棉衣八千件。
3.民间士绅。如江苏绅士潘曾玮劝办棉衣一万件，湖南绅士魏纶先捐办棉衣两万余件。
4.巨商大贾。如胡雪岩捐办棉衣一万件，后续捐五千件，并捐银一万两用于为灾民购买耕牛和种子粮。
八、雇、调轮船运输救灾物资。
所谓救兵如救火，救灾亦然，仅仅有了钱、粮、物资还不够，必须及时送到灾区才有实效。尤其对于像传统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农业大国，落后的交通、通讯手段置于广大的空间之上，常常导致意愿之外的动荡。很多次流民暴乱其实并非官府不想赈济，而是速度慢于形势，有时候就差那么一点，结果却是更大的灾难。这一次，李鸿章大胆采用轮船运输的方式，快捷地解决了运输难题，有效保障了救灾物资的及时运抵灾区。今天看来，这一招确是平常，对李鸿章个人而言，也不过是把他成名之战中的运兵手段转为救灾，可谓顺理成章。但在当年的大清国，轮船还是一种新事物，普通士大夫、民众或视为西洋的奇技淫巧，或惊为不可理解的怪物。别说同治十年，就算是九年之后，出使欧洲回国返乡的郭嵩焘，就因为风向不利，用了一艘轮船拖拽坐舟，居然引发湖南地方绅民一片惊乱，纷纷扬言要誓死阻止轮船进入省河。而此事在湖南早有先例，君不见，当曾国藩去世后，其子曾纪泽回乡守孝，因为“乘坐南京小轮船至长沙”，“官绅起而大哗，数年不息”。如此说来，李鸿章在同治十年敢于大胆使用轮船运输救灾，在当时的大清国可谓有眼光、有胆量、有魄力。不仅如此，李鸿章更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虽然目下火轮海运对大清意义不大，但“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我辈若不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更让他不能容忍的是：“以中国内洋任人横行，独不令华商展足耶？日本尚自有轮船六七十只，我独无之，成何局面？”于是，他组建了中国人的第一个轮船运输公司：大清轮船招商局。这里的“招商”意指“股份制”。它表明，这个新组织，不仅在技术上是先进的，在体制与管理上同样是前卫的。所有这些都表现了李鸿章的不同寻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