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一种造型艺术，这本来是一个常识。可是近年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各种文学思潮，在拓展了我们的审美空间时，也有意或无意地把一些常识性问题遮蔽了，以至于小说中要不要塑造人物也成了争论的话题。淡化情节，虚化人物，关注自我，面对内心成了一种很时尚的文学理念。固然，小说要关注个体生命存在的独特性和人的精神空间的无限可能性，但这和注重人物塑造并行不悖。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给我们留下了灿若繁星般的文学形象，许多经典作家干脆就以主人公做为书名。一部小说，如果读后读者的脑海中浮现不出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它的审美价值就会大大削弱。２０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三杰之一阿诺德?贝内特曾这样强调人物之于小说的重要性：“优秀小说的基础就是人物塑造，此外再没有别的东西……风格是有价值的，情节是有价值的，观点的新颖独到是有价值的，但是，它们中间没有一项像塑造令人信服的人物那样有价值。”
认为西方现代主义不再注重人物塑造，是一种误读，除了法国新小说强调把一切都物化了再写之外，人在西方文学中的中心地位并未受到忽略。即便是新小说努力使人物淡化、解体，但人物依然存在于小说中。只不过，由于对二十世纪人类文明状态既强烈关注，又悲观无奈的矛盾心理，以及审美观念的拓展与审美风格的变迁，西方现代主义经典作家笔下的人物颠覆了古典文学传统中的英雄书写，歪斜抽象或执拗孤独的形象纷纷登场，前者如《恶心》中的洛根丁，《局外人》中的默尔索；后者如《尤里西斯》中的布卢姆，《喧嚣与骚动》中的班吉和昆丁，等等。上述人物在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出现，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和哲学思考，在一定意义上，也为今天的现实主义写作提供了借鉴。
《江河水》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不少于三十个。他们中一是有生活原型的，像江河、沈奕巍、程志、刘黑子等；一是没有生活原型的，如鲁迅所说，脸在河北、嘴在河南，拼凑而成的人物，如秦池、秦海涛、卢茜、丁薇薇、刘希娅、孟建荣、廖汉中、赵达夫、丁伯等。无论有无生活原型，我们都着力把他们放在各种矛盾与情感的旋涡中，来展示他们独特的命运轨迹，凸显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
有了一个基本构架，又确立了若干活跃其中的人物，通过他们的纠结与碰撞，坎坷命运，要向读者传递什么呢———这似乎又是一个要被一些人嘲笑的命题：写你自己的内心感受就行了，还想当人生的牧师吗？很早以前，就有批评家通过研究众多的小说文本发现，中国当代小说的动力是“恶”与“卑微”，这个结论如果属实则令人堪忧，因为只有末路上的文学，才会是那种景象：动力丧失，灵魂缺位。谈论一部文学史可以有多种角度、多重标准，但有一个标准应该是恒定的，那就是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本人的“爱之丰盈、层次、差异和力量”，决定其作品的美学等级的高低。卡夫卡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摧毁一切障碍，而在我的手杖柄上则写着，一切障碍都在摧毁我。这或许是西方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在美学理想上的最大分野。《恶之花》的作者波德莱尔在作品中致力于对丑恶的揭示，但是在评述雨果的《悲惨世界》时，他依然满怀深情地感叹，它是一部写仁爱的书，“这是向这个世界秩序发出的一声振聋发聩的呼吁：这个社会过于偏爱自己，过于把博爱的永恒法则不放在心上；这是从当代最雄辩的口中为‘悲惨世界’（在‘贫困中受苦’，并被‘贫困’损坏的人们）喊出的辩护词。”做为现代主义代表作家，他对西方传统文学的美学原则给予了高度尊重。
我们以为，闪烁着理想的光辉，表现着对人生的执著追求和对人的价值充分肯定的西方传统文学，其美学理想和创作原则更值得与之衔接。它所彰显的英雄情结，对生命人格的塑造无以替代。古罗马文论家朗吉努斯在《论崇高》中曾将这种人格培育喻为“伟大心灵的回响”，指出如果人一旦失去了这种对伟大心灵的感应、体悟，麻木、冷漠和猬琐就会接踵而至，人生必然因而阴暗卑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