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们将死亡景象拒之门外，用其他照片取而代之。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英雄的消防员形象。讽刺的是，很多9·11的目击者和相关的口述历史，如阿特·斯皮格曼所著的回忆录《在没有双塔的阴影》都一再强调，真正抓住受众眼球的其实是那些跌落的遇难者，这些形象也变成了9·11在他们心中的心理学标识。但是成为9·11大众文化标识的却是那些营救人员的形象，以及更加主旋律的托马斯·E.富兰克林拍摄的三个消防员在零地废墟上升起美国国旗的照片。这一著名照片后来被用作美国邮票。在历史上的其他悲剧事件当中，尸体的物理遗迹（比如鞋子和头发）都是用来悼念的重要物品，因为它们能让人们想起那些曾经活生生存在的个体，而非一个抽象的整体。在这里，争议的重点并非是要让人们纠结于那些可怕的死亡细节，而是旨在强调那些在灾难中丧生的个体必须被认知、被尊重。但到目前为止，我们缅怀9·11并未涉及人类的死亡。
当人们表现毁灭时，常用的场景是建筑物的坍塌。正如泽里泽所提出的，燃烧的世贸双塔“替代了那些尸体，它统治了9·11的视觉形象”。另一个替代的手段在摩尔的电影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当那些坠落的人们的照片被清除出美国报纸和电视之后，镜头转向了旁观的路人，通过拍摄他们目睹眼前悲剧时的反应来侧面表现9·11，这种处理方式并非直接表现事件本身。【注释】媒体们刊登那些惊慌失措的目击者的照片以及之前提到的勇敢的消防队员和坍塌的大厦的照片，大众传媒试图将公众的注意力从那些支离破碎的尸体上转移开来。这些都表明我们是一个脆弱的国度。
【注释】泽里泽认为，表现9·11的影像更多地表现人们的反应，这让人们联想起早期表现1945年德军集中营的影像资料。在这些资料中，更多的是一些目睹德军暴行的旁观者的照片，这将人们从“震惊和恐怖的情绪中拯救出来，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需要反应和行动创伤过后的氛围”。
“被消失掉”的、坠落的身体（初次见报时引发强烈反响，之后便奇迹般地销声匿迹）以及其意义所引起的争论，正是这种创伤的内在结构：一个事件如果当时不能被彻底认清，其后必有回响。在对“创伤后精神紧张性精神障碍”下定义时，凯茜·克鲁斯写道：“这个心理疾病的诱因是对事件体验和接受的不彻底：一个事件当时没有被彻底消化或曝光，反而拖延了很长时间之后，它仍然会牢牢控制着当事人的意念，反复地进入他的脑海之中。创伤就是指一个事件或者一个形象牢牢控制而产生的心理阴影。”严令禁止传播那些过于惊悚的图像，这么做的出发点虽然是为了保护观众，不让他们留下心理创伤，但是实际上这反而加强了事件的创伤效应。关于9·11层出不穷的官方描述无疑都体现出了这一特征，它们总是来回绕圈子，不肯触及事情的真相。这些令人困惑的、否定式的、残缺不全的叙事总是不可避免地来回描述给公众留下疑点的事件，但是它们表现事件的手法不是歪曲事实就是彻底闭口不谈，如此恶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