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由于制造业者对新技术不懈的探索和材料的增加，中产阶级消费者可以买得起更多的产品，人们用百科全书般多样的历史风格把这些产品的细节装饰得华丽精致。这些产品是教育和趣味的外在反映，它们先前曾为一些经常购买家具、陈设用品和家庭设备的文化精英所拥有，体现了个别手艺人的技巧和鉴赏力。这些大多数人都能买得起的、大量生产的新型产品可能经过了电镀、印花、模铸等程序，并钻研了古塔胶（gutta-percha）[1]、混凝纸浆（papier-maché）或铸铁等材料，这些材料为模仿更昂贵和个性化生产的人工制品，以及装饰繁缛的制作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可能性。
许多19世纪的批评家对这些设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尤其是英国的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威廉·莫里斯和工艺美术品的追随者们，他们不仅因为这些设计的取材和构造模式的“不当”而称其“不诚实”，同时也谴责由于制造的工业化所带来的种种剥夺人性的后果。然而，尽管这些观点、著作和设计实践在19世纪末欧洲和美国的一些关注工业化进程的进步设计师和批评家中间引起了相当大的兴趣，但对多数涉足大批量生产消费品的制造商的实际影响却非常有限。
19世纪的最后几年，欧洲和美国出现了工业强国地位的几度转变，其重要性也日益凸显。曾被称为“世界工厂”的英国发现，其产业革新的能力不仅受到美国的挑战，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一些国家也跃跃欲试。德国在1871年统一后，发展出了新型的钢铁、化工和电气工业，随之兴起的是高等技术学院，他们为工程师、制造业者和企业管理人员提供实在的教育课程。早在1830年代，英国政界已担心英国自身的比较贸易地位。当时，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爵士把英国出口额的减少归罪于英国制造业设计标准的低劣，在接下来的160年中，每当遇到严重的经济危机，这种大声疾呼都会出现。[2] 1886年，一个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对德国和美国的优势产业政策进行了清晰的描述，而世纪之交的英国报刊和其他出版物中也经常刊登文章，从经济和产业上将英国与这两个国家进行比较。此外，“泰勒主义”（Taylorism）和“福特主义”（Fordism），这对在20世纪初的美国生长起来的孪生概念也逐渐对整个工业化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两次大战之间，它们在大批量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中举足轻重。泰勒主义是一种试图在工厂的层面上实现工业效率的制度。弗里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在19世纪末制定了这种制度，他通过一系列的“时间与运动”（time and motion）的研究把工作场所的活动分解成多个能有效连接的组成部分，这记录在1911年的《科学管理的原则》（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一书中。它后来被运用到了若干与人类活动相关的领域，比如用在规划高效且省力的厨房和家用设备上，其结果也意味着会对设计产生影响。福特主义与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1913年为福特T型车引入移动流水线有关。由于它显著地缩短了汽车底盘生产的时间，所以它对整个工业化世界的标准化大批量生产（也包括消费模式）具有明显而又广泛的经济影响。
20世纪初，一般消费者逐渐能买得起新世纪生活所必需的一些关键发明：电力照明与家用设备；均质化的沟通媒介，如电话、留声机和电影；还有汽车，它对于连接城乡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后不久，收音机和飞机进一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因为它们消解了国家和地区的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