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离开上海的时候，郑凡的感觉很奇怪，看着窗外密集的高楼割甘蔗一样地被撂倒，他觉得从殖民地胎盘中分娩出来的上海不过是疯狂地复制了西方僵硬的大楼和轻浮的灯火，到处弥漫着糜烂的物质气息，毫无新意，所以他觉得不是上海不要他，而是他抛弃了上海，这种自欺欺人的情绪让他在火车上足足度过了二百多公里轻松而愉快的时光。
然而，随着目的地庐阳越来越近，郑凡良好的自我感觉正被呼啸的列车一点点地碾碎，已是黄昏，车窗外一轮又大又圆的夕阳正在地平线上渲染着最后的光辉，郑凡隐约看到了乡下的父亲正在黄昏里劈柴，袅袅炊烟潦草地盘旋在山区的天空，此刻的父亲压根儿不知道儿子即将落草到庐阳，一座封闭而迟钝的内陆城市。
十三年前一个天空飘着细雨的早晨，乡下木匠郑树是被镇上执法队带走的，当时正在刷牙的儿子郑凡嘴里咬着一把牙刷满嘴泡沫地冲过去阻挠：“不许抓我爸！”那位后脑勺有一绺刀疤的执法队队长一脚将郑凡踹倒在地，瘦如小鸡的郑凡跌坐在一摊鸡屎上，嘴里劣质牙膏的泡沫溅了一脸一身。
乡下木匠郑树一开始不想去割那口棺材，可庄上人都说田老七是开着拖拉机贩猪的路上被卡车撞死的，很惨，尸首都不全了，要是再拉到火葬场烧了，那就是惨上加惨。郑树心一软，去了。这一去就违反了严禁土葬、全民火化的政策，被抓走了。读初中一年级的郑凡下午放学后到镇政府要父亲：“你们把我爸关哪去了？”政府里没人理睬这个拖着鼻涕的小孩无理取闹，一个心地善良的政府女人很含糊地安慰他说：“其实，山里没几个是火化的！”郑凡不理解人家的好意，反而责问道：“没几个火化的，为什么抓我爸？”没找到父亲的郑凡心情忧伤地回到家，一进屋，他发现父亲已经回来了，母亲告诉他说父亲被罚了三百块钱才放出来，等于家里养了大半年的一头猪被罚去了。父亲郑树晚饭一口没吃，他坐在水缸边抽了一晚上烟，后来郑凡将一个烤红薯塞给父亲，父亲没接红薯，他轻轻地揪住儿子的耳朵：“听着，等你将来考上大学，成了知识分子，就没人敢欺负你了。”郑凡没听清父亲说的话，或者说没听懂父亲的话，他听到了屋外的大山里毛竹在风声中哗哗作响，洪水一样地漫过了他家的屋顶。
可等到郑凡大学毕业的时候，压根儿就没人承认大学生是知识分子，大学生蝗虫一样漫天飞舞，投简历、堆笑脸、装孙子，工作还是难找，计算机、金融、法律专业还好一点，中文、历史、哲学这些专业要想找一个好饭碗，除非李白杜甫司马迁苏格拉底从坟墓里爬出来亲自招聘。所以中文系毕业的郑凡在别人找工作四处碰壁的时候考上了上海华东大学的古代文学研究生。当年私自割棺材被罚了三百块钱的父亲激动得逢人便吹：“我儿子考到大上海去了，还了得，马上就是大知识分子了，镇执法队算什么鸟东西。”庄上人沿着木匠郑树的情绪往下说：“等郑凡当上了大知识分子，回来让执法队的王八蛋们全都跪在你家门口。”
郑凡本以为三年研究生读完最起码能算个小知识分子，可不知从哪一天起“知识分子”一词说起来有点拗口了，酸歪歪的，广告、宣传、推荐材料中只提及股票专家、经济学家、妇科专家、文化学者、策划大师、销售总监、营养导师、易经大师、职业CEO之类，没人介绍谁谁谁是知识分子。郑凡查阅过部分中国历史，发现历史上曾有过“知识越多越反动”一说，他若有所悟，觉得如今的世道，知识要是不能跟灯红酒绿挂上钩，不说是反动的，最起码是无用的。郑凡一开始有点不服气：“这么大的上海，凭什么就没有我们的立锥之地？”师兄老豹将嘴里的烟头吐到地上：“你以为你是谁，给你一块立锥之地，干上一年，你能在上海买到一个香烟盒大的平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