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吧台等着我加热后，自己端了面包，回到座位上，边吃边翻书。咀嚼面包的过程也在消化书中文字的含义。
我做完手头点单的饮料，猛然想起该倒一杯柠檬水给客人。
走出吧台，将水轻轻放在面包旁，老编辑换了红色笔在书上做批注，一字一顿，写得很认真。
“这面包口感不错呀！”老编辑跟我说，“剩下的我一时吃不下，你能帮我打包吗？明天还好吃。”
凌晨3点，老编辑抱着打包袋，走出了书房。
这以后，几乎每晚老编辑都会来，待我开始仔细算日子，统计出一个时间规律—除周五周六两晚缺席外，其余天数里，他都是夜里12点左右来，3点左右走。这几天，那本《东京梦华录》已经换成了《梦粱录》。倒是酵母包不变，吃一半，一半打包。
“你不知道夜晚有多迷人，我们年轻的时候，做完版面，情绪还处在亢奋期，一群人在街上唱歌，《昨夜星辰》啦，《无言的结局》啦，都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曲。”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黄金年代，对我们来说，多少个夜晚，用‘之’字画在绿色小格子的版面图上来表示文字的走向，现在玩电脑的人都快要遗忘了吧。”
“一下子退休，不用坐夜班了，看上去是该安享晚年了。但是，哪里睡得着噢。喏，就像现在，家里老太婆要睡觉，年纪大睡眠轻，我翻一页书她就要被惊醒。还好啊，有个地方收留我。”
陆陆续续的，我知道了很多老编辑的情况。他怀念他的黄金年代，但又赞叹现在的读书环境。“我们那时候只有一个新华书店，多数时候只能隔着柜台，涨红了脸，让营业员取一本，站着看一天。”
某天凌晨，他走的时候，我提议：不如把书放我们这里，省得每天提来提去。
谁不是说过，书吧或是咖啡馆，早就被赋予除了它本身功能之外的多重含义，比如寄物所、电话亭、零售店……不曾想，我这一“寄存”的提议，引来了下一个夜猫子。
本来，我并不知道他是谁，那个周六，这个看起来40多岁的男子买了一个大杯咖啡，和一个黑裸麦酵母包，等找零的时候，瞄到收银台旁边的《梦粱录》，以为是我们小伙伴的，便提出要见见。他的理由是：爱这书的人可以做朋友，所谓志同道合。待获知书的主人也是我们的一位常客，并且今日不会来时，中年人表现出了些微的失落。
他幽幽地说：自从大学毕业后一直翻来覆去看不厌的就是这本书，因为书里描述了宋时临安城的节日、风俗、习惯、饮食文化、名人踪迹、旧时梁榭，是现在杭州的参照物。说完后自报家门：××报社会新闻记者。
他在书房转了一圈，力图找一个最佳座位。巧的是，待他一屁股坐下，竟然是老编辑的固定座位。那天是周五，是老编辑每周例行住到女儿家去的周末。
视每天去现场采写突发事件的时间不同，中年记者来悦览树也会相应时早时晚，但是无论如何一定会来，因为他要完成自己定下的硬指标：一周读完三本书。
顺溜浮躁的年代，不逼自己一下，就滑下去了—滑倒在吃垮身体和消磨时间的夜宵中，滑倒在只会用流行语不会说成语歇后语的快速消费时代。他说，要对自己狠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