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举动，即请吃糖块，曾在许多逮捕行动时反复出现于许多家庭。莫非这一举动也已进入仪式，一如进门的方式、检查护照、摸摸身体看是否携带武器以及敲敲打打地搜寻秘密抽屉？我们所面对的肯定是一个连细枝末节都已考虑周全的程序，它与革命最初年代和国内战争时期那些疯狂的搜查毫不相同。何者更为恐怖，我说不清。
年长些的军官个子不高，身材枯瘦，是个沉默寡言的金发男子，他蹲下身子，在翻看箱子里的纸页。他的活儿干得很慢很细。派到我们这里来的人，更确切地说，我们有幸接待的人，是相当专业的文学处工作人员。据说，这个处属于第三厅，可我那位身穿紧身裤的作家朋友，也就是常请人吃糖块的那位，却嘴边喷着唾沫星子一再证明，负责我们这个案子的好像是第二厅，要么就是第四厅。这毫无意义，但对旧时行政警察传统的遵从却与斯大林时代的风气完全合拍。
从箱子里取出的每页纸在审查之后要么扔在地下，要么放在桌上，纸页在桌上渐渐摞成一堆，这是打算抄走的。根据他们对纸页的取舍，总是可以想象出他们打算以什么罪名提出控告，因此，我主动为那名军官提供咨询，帮忙辨认奥·曼那些难认的笔迹，确定手稿的日期，并尽可能地讨回些东西，比如比亚斯特比亚斯特（1886—1940），诗人，三十年代初遭迫害。藏在我们这儿的两部长诗以及奥·曼翻译彼特拉克十四行诗的译稿。我们大家发现，那位军官感兴趣的是诗歌近作手稿。他向我们展示一下奥·曼的《狼》一诗的手稿，皱着眉头，小声地把这首诗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然后抄起这首讽刺房管员的诗，诗中的那位房管员砸碎了住宅里一台违禁的管风琴。“干吗写这个呢？”军官不解地问道，把手稿扔到椅子上。“的确，”奥·曼也说，“干吗写这个呢？”
一九三七年前后两个时期的所有区别，都体现在我们所遭受的搜查方式之不同上。在一九三八年，无人搜寻任何东西，也无人花费时间审查纸页，特工们甚至不清楚他们前来逮捕的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他们草草地把床垫翻过来，把箱子里的东西全都倒在地下，把纸页胡乱塞进一只大口袋，再转悠两圈，就带着奥·曼走了。在一九三八年，整个行动只持续了二十分钟左右，而在一九三四年则是彻夜搜查，直到天亮。
但无论前一次还是后一次，看到我在为奥·曼收拾东西，他们都同样开玩笑地（遵循工作规定！）说道：“干吗带那么多东西？干吗呀？他难道打算在我们那里长期做客吗？谈谈话，就放人了……”这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那个“崇高人道主义”时代的遗迹。“我并不知道我们落在了人道主义者的手里。”奥·曼在一九三七和三八年之交的那个冬天这样说道，当时他在报上读到了对雅戈达雅戈达（1891—1938），苏联秘密警察机构负责人，后被枪决。的指责，说他把建造集中营的钱用来建造真正的疗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