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曼常常吟颂赫列勃尼科夫赫列勃尼科夫（1885—1922），未来派诗人。的这句诗：“这片区域是件伟大的东西！是我和国家的相会之地……”此诗无题，作于1922年，所引即始句。但这种相会方式十分纯洁，要知道，赫列勃尼科夫所说的就是检查可疑流浪汉证件的常见行为，可他所道出的也几乎正是国家与诗人的经典关系。我们与国家的相会是在另一个更高层次上展开的。
不速之客们按照严格的仪式行事，他们不用商量，便迅速进入各自的角色。他们一共五人，三个特工和两位证人。两位证人躺在前厅的椅子里打瞌睡。三年之后，到一九三七年，他们一准会被累得打鼾。有哪份文件保障我们在遭到搜查和逮捕时有权要求证人在场呢？我们中间有谁还记得，这样两个睡意惺忪的证人曾向公民提供社会监督以保障逮捕的合法性？要知道，我们中间每个人在黑暗中消失的时候都伴有传票和证人。这是我们对以往时代法律概念所作出的贡献。
担任逮捕行动的社会监督员，在我们这里几乎成为一种职业。在每一幢大楼里，每逢某人遭逮捕，都会叫醒那几个事先指定的老面孔；在外省，一条街道或一个街区由两个证人负责提供服务。他们过着双重生活：白天，他们是房管所的工人，是钳工，是看院子的，是水暖工（因此我们这儿的水龙头才老是跑水？）；夜间，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别人家里一直待到天亮。我们的物业费有一部分就花在他们身上，要知道，这也是房管所的一项支出。他们的夜班费究竟多少，我不得而知。
年纪大一些的那位特工在对付文件箱，两位年轻些的在搜查。他们的工作之呆板显而易见。
他们是遵循工作规定操作的，也就是说，要对那些狡猾的家伙通常藏匿秘密文件和手稿的地方进行搜查。他们逐本翻看图书，检查书脊，撕开硬书皮，对桌子里的密屉很感兴趣（这些秘密谁人不知呢？），围着衣袋和床铺忙乎。手稿可能藏在任意一口锅里，躺在那里永不见天日。或者最好就干脆放在饭桌上……
我记得两位年轻特工中的一位，这小伙子脸盘很大，面带讥笑。他翻着图书，探究那些陈旧的硬书皮，还让我们少抽点烟。他从军裤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铁盒，让我们吃里面的糖块，以取代有害的烟草。我如今有一位熟人，他是个作家，苏联作协的活动家，他在热心收藏图书，经常吹嘘他那些古老的硬书皮和搜寻来的旧书，比如萨沙·乔尔内萨沙·乔尔内（1880—1932），诗人。和谢维里亚宁谢维里亚宁（1887—1941），自我未来派诗人。的初版诗集，他也老是请我吃铁盒糖果，那小糖盒装在漂亮紧身裤的裤兜里，这裤子是在专为文学家服务的内部裁缝铺定做的。这位作家三十年代在秘密机构谋得一个不高的位置，然后便顺利步入文学界。这两个形象，一个是五十年代末的中老年作家，一个是三十年代的年轻特工，在我这里合二为一了。我感觉到，这位年轻的硬糖爱好者变换了职业，解甲为民，穿上便装，正在解决一名作家必须解决的道德问题，同时继续请我吃那同一个铁盒里的糖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