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讨来的那枚鸡蛋还摆在桌子上，没人碰它。我们大家，当时住在我们家的还有奥·曼的弟弟叶夫盖尼·埃米利耶维奇叶夫盖尼·埃米利耶维奇比他的诗人哥哥小七岁，生于1898年，卒于1979年。，他不久前刚从列宁格勒过来，我们大家在房间里走动，交谈，竭力不去关注那几个在我们这里东刨西翻的人。突然，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说，奥·曼临走前应该吃点东西，她把那枚鸡蛋递给他。他同意了，坐到桌边，在鸡蛋上撒了点盐，吃了下去……椅子上和地板上的纸堆越摞越高。我们竭力不踩到手稿，可那几位外来人却不管不顾。让我十分惋惜的是，在鲁达科夫遗孀偷走的文件中就有奥·曼二十世纪头十年和二十年代的诗作手稿，它们不在被抄之列，因此被扔在地板上，上面满是军靴踩下的脚印。我很看重这些手稿，因此把它们交到一个被认为是最可靠的地方，交给可靠的青年鲁达科夫保管。他曾被流放沃罗涅日沃罗涅日，沃罗涅日州首府，位于莫斯科以南五百公里处。，在那里待了一年半，我们在那里与他分享每一块面包，因为他在那里没有任何收入。回到列宁格勒后，他热心保管古米廖夫尼古拉·古米廖夫（1886—1921），诗人，阿克梅诗派首领，阿赫马托娃前夫，因反革命罪被枪杀。的档案文件，那是信任他的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坐雪橇给他送去的。无论我还是她，后来都再也没有见到那些手稿。她偶尔听到一些传闻，说某人又购得了这份档案材料中她熟悉的某些书信。
“奥西普，我羡慕你，你会死在阁楼上。”古米廖夫常常这样说。他俩的预言诗作在此时已经写就，但两人均不愿相信自己的预言，他们用法国式的诗人之不幸命运来宽慰自己。要知道诗人也是人，是普通人，那些最平常最普通的事情，那些对于国家和时代而言最为典型的事情，那些所有人和每个人都会赶上的事情，也同样会发生在诗人身上。这不是个人命运的闪光或恐惧，而是一条“成群结队”引自曼德施塔姆1937年所作《无名战士之诗》。的寻常路。阁楼上的死亡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
在声援萨柯和范齐蒂萨柯（1891—1927）和范齐蒂（1888—1927），意大利工运活动家，后居美国，因谋杀罪被判死刑，该案因证据不足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和抗议，马萨诸塞州州长于1977年正式宣布两人无罪。期间（当时我们住在皇村），奥·曼曾通过一位教会人士向教会上层提交一份建议，希望教会也出面组织反对这次死刑判决的抗议行动。很快便有了答复：教会同意声援两位死刑犯，条件是：如果哪位俄国神甫同样遭遇到麻烦，奥·曼也必须组织声援和抗议。奥·曼叹了一口气，立马承认自己失败了。这是奥·曼当初试图与现实妥协时所获得的最初教训之一。
五月十四日的清晨到来了。所有客人，请来的客人和不请自来的客人，全都走了。不请自来的客人带走了这家的男主人。我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两人眼对着眼，坐在空荡荡的、还留有夜间浩劫痕迹的房间里。我俩好像就面对面坐在那里，沉默不语。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去睡觉，也想不起喝茶的事。我们忘记了自己，在等待天一亮就出门。干吗去？去哪儿？去找谁？生活在继续……或许，我们就像是溺死鬼。请上帝饶恕我这个文学比喻，我们当时脑袋里可压根儿没有什么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