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回信说：“你并不是一个神话。过去你能摸到鱼也不是因为有能耐，而是那时候河里还有鱼”——后来他告诉我，弟弟这话在他心里横亘很多年，直到成为一个巨大的阴影，他觉得这是一个露骨的暗示。
每次跟弟弟见面，他都要训导他。弟弟只是面无表情地听着，既不反驳也不应承，表情既像是驯顺，也像是怜悯，也许还有担忧。
——有一次，单位的同事去大别山区搞调研，我让保姆搭他们的便车回山里老家。在路上，同事和司机不知道怎么议论起了敬川的事。同事惋惜地说，敬川是个好人，既有能力又有人品。司机说，既然是好人，怎么会出事？出事的都不是什么好人！同事说，因为好人不会设防，所以才会出事，真正的贪官污吏是出不了事的。司机说，我就不信，当官的有几个不贪？
后来保姆把这事说给我。我的心里一阵刺痛，我没想到事情会是这个样子，我以为大家都会同情我，至少应该理解我。过了一段时间，连我自己都觉得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在中国的官员中，好人的标准太低了——仅仅因为没别人坏，不但自己认为是好人，连别人都会把你看成好人。如此看来，中国只有“没出问题”的官员，而没有“没问题”的官员。
我还记得有一次，敬川北京的同学来看他——他是睡在敬川上铺的兄弟，中国十大法学家之一。我向他述说自己和敬川的委屈，他说：“敬川是和我穿一条裤子的兄弟，我心里不比你好受。但是，如果你不对自己救赎，你会一辈子在泥沼里走不出来。”尽管我知道他是一番好意，但还是忍不住吃惊地望着他，真不相信这话是出自平时温文尔雅的他之口，“你们这些作家都太敏感，一遇到事儿，要么觉得自己太委屈，要么就是觉得遭受到的痛苦好像只有你们才配享有。”我辩解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总该有个道义的尺度。”谁知他竟然激动起来：“我说的就是道义！你是不是觉得别人出事都是活该，而你老公出事特冤枉特委屈？难道你们和别人不一样，请客吃饭都是自己掏钱，出去旅游购物不是公费报销？”
我一下涨红了脸，声嘶力竭地说：“我以我们两个的人格担保，你说这话对你的兄弟也是个侮辱！这些问题组织的调查结果可以作证！”
“那又怎么样？”这个首个炮轰某市打黑运动的法学家不依不饶，“莫非组织上整错了一个新时期的焦裕禄？你真可以说敬川清清白白得没一点问题？”
我一时语塞，我被这一句诘问打个正着。是啊，难道敬川真的好到可以清清白白地说，他没有任何问题吗？
十八
苏天明带着百十人的城建监察大队进村了。队伍刚进村不久，就被早有准备的老百姓包围。还没等他们向老百姓喊话把意图说清楚，砖头石块就像下雨一样地飞了过来。幸亏早有准备，监察队员都戴了头盔，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按照过去的惯例，事情本来可以不了了之。政府抓几个闹事的，批评教育，给个台阶双方都下来算了。可他偏偏不同意这样做，在市委常委扩大会上，他坚持自己的意见，说，政府不能和稀泥。有时候我们明明做错了，只要老百姓不闹事，就死不认错；明明自己没错，只要老百姓一闹事，就一泄千里，什么妥协条件都答应，连一点原则都没有了。这哪叫共产党的政府？简直就是葫芦僧！此话一出，大家面面相觑，没一个人表态了。他接着又说了两条意见，一要肇事者公开承认错误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二要带着监察队继续强拆。市委书记看着他笑了笑说，这个不写入常委会议纪要，只能算是你们区里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