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文·凯利:互联网时代的“达尔文”(4)

在凯文·凯利看来,人本来就是越来越社会化的,而正因为有了互联网,我们才逐渐成为“多细胞体”。互联网连接世间万物。人类正成为一种新的有机体,全球有机体。所以凯文·凯利认为,我们有理由会看到发明的爆发、创意的爆发,因为互联网让我们成为一种多细胞的有机体。

恰如没有预设目的、没有自上而下的设计、没有中央控制的生物进化一样,互联网的本质就是去中心化的,在互联网里没有一个中央控制的存在,创新都发生在边缘,这就是“失控”的要义所在。

在我看来,凯文·凯利这个洞见非常深刻。人类历史上有诸如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等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进步,但互联网的崛起更为伟大。即便是最近的工业革命,也不过是在用机械延伸人的肢体,而互联网延伸的则是人的大脑,是符号、是信息,当这一切通过互联网连接起来时,让信息的排列组合具有无穷多的多样性组合的可能性。这也就是凯文·凯利所宣称的“全球脑”。

技术的生命特征

理解了以上观点,就可以揭晓凯文·凯利为什么说技术也具有生命的特征了。就像人的身体,人的嘴和耳朵本身都没有生命,但各个身体器官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生命系统。

互联网时代,所有的人造物,无论是常规意义上的技术,还是法律、文化、制度等,都被统称为“技术元素”。这些人造物连接起来呈现网络,也表现出生命般的进化形态,它可以自发生、向前演进、呈现多样性,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且游离于我们的控制之外,这即是所谓的“失控”。这和工业时代讲求有预设目的、自上而下的设计,讲求中央控制的形式,是大异其趣的。

在访谈快要结束时,凯文·凯利倒反过来问了我好几个问题,并坦诚地表示,很感谢我真正读过他的书才来跟他访谈!真遗憾没有带上纸质版的《失控》,我拿着一本电子版的《失控》和凯文·凯利合影,并请他在我早年从旧书摊上花费3.5元买的《科技要什么》上签名留念。

我眼中的凯文·凯利

在美国之行的访谈中,凯文·凯利是跟我非常有默契的受访者之一,他博学、谦和,又有几分俏皮(这点倒跟沃兹尼亚克有几分相似)。在我访谈他时,他正忙着给新书《酷工具》收尾。

凯文·凯利绝非一个书斋型学者,他喜欢经历各种可能性,也喜欢讨论各种可能性。早年他游历亚洲各地,也曾骑自行车穿越美国,这些经历让他对生命、机械以及文化的多样性和可能性都有了切身的体验。这也难怪凯文·凯利会亲近进化论,其实,达尔文本人也是在考察了世界各地之后才提出进化论思想的。

不过这些经历还只是对过去的可能性的体验,凯文·凯利的视野更瞄准了未来的可能性(进化论没有预设目的,呈现的本就是面向未来的各种可能)。他是长今基金(Long Now Foundation)(见本书丹尼尔·希利斯篇)的董事之一,长今基金成立于01996年(注意这个特别的纪年方式),致力于培养长远的责任感,克服当代组织的短视行为。

无论是《失控》还是《科技要什么》,凯文·凯利的思想正是“全球脑”的印证——源起于生物领域里的进化论思想和技术的发展相结合,形成对互联网崛起的全新诠释。这种得益于“连接”而促成信息排列可能性的爆发增长,从而诞生更多创意、发明和创新的情况在未来还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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