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往往在绝望时开出新的道路
柏拉图曾说：“人类对于不公正的行为加以指责，并非因为他们愿意做出这种行为，而是唯恐自己会成为它的牺牲者。”
谁也不想生活在一个毫无底线的比坏型社会里。独裁者没有资格以道德和文化来回避法治建设、政治改革，而每一个公民，亦没有权利因制度之恶，便纵容姑息人性中的残酷和冷漠。
广场效应表明，群体的理智远远不如个体。一面墙，如果出现一些涂鸦没被清洗，不用多久，墙上就会布满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个人，如果做了缺德事却无人追究，那么，更多的人便会毫不犹疑地跟着做，不觉羞愧。
于是，所有人都义无反顾地分饰两角：现实中的沉默者，网络上的卫道士。
值得庆幸的是，良知未死，至少还存在于0和1组成的硅片上。
人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故有“人类社会”一词。而现实的情况却是，人要为钱服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货币化，人成了钱的工具。
当所有事物都商品化后，人本身就丧失了价值，整个社会将会被冲垮。
随之而来的便是富人视穷人为草芥，穷人视富人为仇雠，怨声载道，人人自危。
在官员知法犯法不是新闻，依法治国才是新闻的时代，抛开制度变革不谈，每个人都应扪心自问：如果体制有毒，个人在其中的罪孽就可以赦免么？
1964年，纽约皇后区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案件。刚刚下班的酒吧经理吉诺维斯在即将抵达公寓时，遭到一个持刀歹徒的劫持，欲行强奸。她大声呼救并反抗，歹徒向她连刺几刀。38户邻居听到了呼救，目睹她垂死挣扎，却无人出言阻止，直至歹徒逃离，才有人打电话报警。
吉诺维斯因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死去。
此案在美国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并因此诞生了“吉诺维斯综合症”一词。心理学家用“旁观者效应”来解释不肯伸出援手的看客心理，在马克思的表述里则是“异化”。
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从卡夫卡到萨特，一个相同的主题是：发达工业社会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为单向度的动物。它们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跳出同A4纸一般千篇一律的现实生活，向往和追求诸如诗意、浪漫、敢爱敢恨、拔刀相助等形而上的事物。
对于这种枯萎而绝望的现状，马克思的解决方案是推倒资本主义社会，而弗洛姆则主张社会改良和道德重建：“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人不是他人达到其目的的手段，而永远是他自己的目的。因此，没有人被别人当做手段，也没有人把自己当做手段，人可以展现他身上人性的力量。一切政治和经济的活动都要服从于人的发展这一目的，使人成为他生活的主人。”
康德也曾说过：“人类在内心里有其尊严，因此他是万物之灵。而他的根本义务也在于不去否认其人格当中人性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