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看了上面的故事，就武断地认为齐白石是一个锱铢必较、抠门绝顶的人，那么下面的事实却又告诉我们一个截然相反的齐白石。
20世纪50年代初,黄苗子第一次跟着李可染去见齐白石,临分别时白石老人颤颤巍巍地从口袋里掏出二元人民币，一人一元。黄苗子正要推辞，李可染悄悄地对他说：“这是老师的规矩，如果不要，他会生气的。”黄苗子只好恭敬不如从命，此后他去齐家经常获赐车钱。当年的一元人民币可不比当今，50年代国内一克黄金的收购价也不过三四元钱。
齐白石偶尔也会到学生的家中去走走。据他的关门弟子许麟庐回忆，有一次老师到他家了，那天正好他的妻子生下了儿子小九，老人知道了很开心，马上拿出十块钱给刚出生的小孩子当见面礼，另外还拿出五块钱给保姆，许麟庐感叹：“那时候十块可不得了啊。”
齐白石尽管卖画的时候很“鸡贼”,但是他对于自己的学生和朋友却从来不吝惜自己的画，常常慨然相送。1935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齐白石所任教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被迫于5月停办，临别时齐白石让弟子们各自说出所喜爱的花鸟虫鱼，赠每人一幅画作纪念。胡翘然喜欢荷花，白石老人立即很高兴地为他画了一幅中堂荷花，画面题“出淤泥而不染”，上款书“翘然弟子嘱”，下款具名后加盖了双章——“白石”、“齐璜”。几十年之后，胡翘然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仍然激动不已。
另据黄苗子所述,有一次他去拜访白石老人,在齐家门口碰到一位邮递员，他知道黄苗子是来见老人的，便托他将信捎带进去。这是一封老家的来信，老人坐在他的破长藤椅上将信读完，样子十分高兴，起来后盯着黄苗子看了一会儿，颤颤巍巍地从腰间摸出大柜的钥匙，打开柜门，拿出很多卷画，对黄说：“你挑吧，挑一张你最喜欢的，我送给你。”黄苗子选了一幅“虾”，齐白石在上面写了两行跋语：“八十九岁之白石老人，久客京华，梦也思家。时值苗子弟携予亲人书至，此谢之。”写完，不容分说就将画交给了黄苗子。
白石老人的温暖,有时候会爱屋及乌。他去许麟庐家里，看见许麟庐的大儿子，问他：“你喜欢画吗？”许家老大说喜欢，老人又问他喜欢什么呢，答说青蛙，老人当场就用许麟庐的笔墨画了一张青蛙送给许家老大。
对于自己的朋友和学生,齐白石不仅不吝惜自己的画,也从来不遮掩自己的“看家本领”。张大千的老师曾熙平时写字都躲到楼上去，非得意门生不准随侍旁观，因此即使是他的学生也没有几个能够得其真传。而白石老人作画却从不避人，对于求学的后生更是倾囊相授、毫无保留。如果说画技是齐白石最值钱的东西，那么他对于这最值钱的东西恰恰是最慷慨的。
最值得我们景仰的是,白石老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从来不因为钱财而出卖自己的人格，这份情操至今仍然熠熠生光。
1917年，五十五岁的白石老人曾在北京自写一作画刻印告白（□代指原稿缺去的字）：
余年来神倦,目力尤衰,作画刻印,只能任意所之,不敢应人示□□教。余所不为者，诸君子□□□难。
作画不为者：像不画，工细不画，着色不画，非其人不画，促迫不画。
刻印不为者：水晶玉石牙骨不刻，字小不刻，石小字多不刻，印语俗不刻，不合用印之人不刻，石丑不刻，偶然戏索者不刻，贪画者不归纸，贪印者不归石。明语奉闻！
那个年头齐白石刚到北京，由于他画风走的是青藤、八大冷逸一路，在京城乏人问津，连温饱都成了问题。几年后，在后来成为白石弟子的李苦禅眼里老师还只是“一位不太出名，却很有创新精神的老画师”。直到六十岁，受陈师曾启发，齐白石自创“红花墨叶”的一派，“衰年变法”的成功才使得他在京城声名鹊起。
然而，即使在困境中，齐白石也不肯放宽自己的人格标准。在那样一个年代，艺术家往往是权贵眼里的玩物，艺术从属于权力与金钱，为了生计没有几个人能不折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