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平生第一次租房子住，是在圆明园福海边，一间朝北的小房子，比我的身体稍大些，能将就着放一张床，床头有个小方桌，月租八十元。屋门前拴了一只看家护院的大狼狗，由于人穷，狗对我的态度一直不够亲善，每次出门都要注意与狗嘴保持一定的距离，小心地贴着墙蹭出去。
那时，圆明园里多数房东还是农业户口，身上还保留些农民的淳朴。房东之间也是有竞争的，我们房东李大姐的宣传口号是：住进来就成了一家人。李大姐认识片儿警，且在公园里管船，可以免费划。所以我们那个院子总是住得满满的。
全院子，算上我有两个卖唱的、两个画画的、一个写作的，可谓兵种齐全。但谁都要听大姐的，她就像解放初的女军代表，恩威并施地管理着这群文艺"臭老九"。
大姐看我双目失明生活困难，主动邀请我和他们家一起吃饭，他们吃啥我吃啥，每天多交两块钱。偶尔有北大的姑娘来找我们玩，请客也请不起，那就去福海，向大姐借一条船，买两瓶啤酒，泛舟湖上，又节约又浪漫。那时候，我卖唱也能挣点钱了，每天到海淀图书城唱，晚上回到家，大姐帮我数钱，用猴皮筋儿把毛票捆在一起，一元的另外一捆。她数钱的热情非常高，见到钱堆里凤毛麟角的十元，总会惊喜地大叫"小周，发财了"，弄得我晚上回来清点收入成了全院子的重大仪式，邻居们欢乐地跑出来围在大姐旁抻着脖子看。
大姐也是我们的保卫科长。当时大家最怕的是到昌平挖沙子，这意味着作为"三无"人员你被收容了。一次，下午全院子人正坐在台阶上吃饭，突然大姐慌慌张张地进来，说片儿警来查暂住证，已经到前村了。大家赶快丢下碗筷，夺路鼠窜向后面的树林。大姐说："小周，快躲进房间，拉上窗帘，别出声。"然后她把房门反锁上。不到一分钟，院子里就静悄悄的了。结果警察没来，大姐于是宣布解除警报，呼唤大家回来继续吃饭。
每逢春节，回不了家的人全上了大姐家的年夜饭桌。当然不能白吃，会唱的高歌两首以祝酒兴；写作的写春联；画画的，画点鸟儿鱼儿什么的吉祥物。记得有个画家，一高兴，还给大姐画了一张巨大的美元，贴在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