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显然是我们采访过的最有故事的人。他已近古稀之年,却有比年轻人更加旺盛的精力。“我的秘诀是每天坚持游泳2000米,”他说,“很多年轻人都没我身体好!”
和李淼一样,采访张先生之前,我们便有“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感觉,因为我们在乌干达采访过的每一位华商,几乎都会热情地建议:一定要去找老张聊聊,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于是,张先生在我们心中成了个谜一样的人物,尚未见面,在我们的脑子里,便已储存了许多关于他的问题。比如,当年他为何突然离开加纳,身无分文来到乌干达?为何他会娶一个非洲女人并和她生儿育女?他为什么极少与其他华商同行打交道,亦从不加入任何商会?
其他华人对张先生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一些人对他赞誉有加,称其为真正懂生意、会做买卖的商人;另一些人则或多或少暗示我们,“老张生活作风不太好”——这当然指是他那位比他年轻二十几岁的非洲太太安娜。种种评价,为我们拼凑出了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形象。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同胞们对他有如此喜恶参半的评论?
我们原本和张先生约在他的摩托车店铺见面。他坚持如此,说是为了向我们展示他在乌干达多年的事业成果。但随后,他又打来电话,说地址难找,不如我们在市中心一家中国人开的饭店门外见,他再带我们过去。可当我们赶到了约定的地点,他又变了卦,说“不如我们就在这里吧,既舒适又安静。”于是,对这位老华商的采访,就在这家饭店的茶水间展开了。他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思维活跃,想法很多,也很善变,绝不像是70岁的老人。
另一件令我们多少有点错愕的事,是当被问及夫人安娜会否加入我们的交谈时,他愁眉苦脸地抱怨道:“她现在是大忙人,哪有时间来接受采访?别说这个了,她现在连和我做爱的时间都没有。”这哪像是一位70岁的老头会说的话?
但事实由不得人不信。我们开始有点理解为什么很多人如此喜爱这个老头,而有些人提到他就皱眉头。在这样的开场方式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如此与众不同的气质。你无法说清它好或不好,却难以抗拒深掘下去的欲望。
张先生并未从头讲起他的故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很多事都记不清了……谁有工夫老记得那些?”但从他有意或无意间流露出的只言片语里,我们还是大概将他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生,做了比较清晰的梳理。
用张先生自己的话说,在台湾,他是“典型的主流人士”。少年时代,就读于名校彰化中学,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央警察学校,毕业后顺理成章进入警界做文职,成了“吃皇粮”一族。警署的工作虽循环往复,却也总有新鲜的故事和案情为波澜不惊的生活增添刺激,使张先生不至苟安于惯例与程序。“当然,我明白自己终有一天会辞职,会走的。永远留在一个地方,不是我的性格。”他对我们说,右手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光头,“鸟是不会被困在笼子里的,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飞。”
在警局呆到第三年,张先生终于“按捺不住”了。用他的话说:“走到了一个巨大的路口前,有七八条道路可以选择……最稳妥的当然是老老实实呆在警局,但那样的生活又最无味。”说到此处,他反问我们:“你们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觉得自己这辈子就要这样过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