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圣经，但我们有《论语》。这似乎是很多中国人在谈及中非文化交流时，会自然而然想到的结论。相关数据显示，自2005年非洲第一所孔子学院在肯尼亚内罗毕大学成立以来，目前非洲已设立了29所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其中南非、肯尼亚、埃及和尼日利亚等大国还不止一所。孔子学院由国家汉办领导，其师资、教材和教学设备等，均由中国政府拨款出资。但孔子学院的影响力，似乎还远不足以上升到“文化交流”的高度。
非洲大陆是全世界最为广袤的欠发达区域，能够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占人口比例极少。即使是非洲最发达的国家南非，可以上高中的人也不足总人口数的一半，其中黑人比例更低，仅有14%。而孔子学院往往建设在一个国家最精英的大学里。对于普通非洲人来说，这是一个既遥远、又模糊的概念。而对于精英阶层的年轻人而言，只有在产生学习汉语的迫切需求时，才会与孔子学院发生联系。这种偏重“上层路线”的文化传播策略，无法与渗入即使最贫苦家庭的基督教信仰相比拟。
中国文化与价值观的自洽性和封闭性，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非交流的最早记录，出现在唐朝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书中提到的“拔力国”，经考证，即指现在的索马里。此外，在索马里的摩加迪沙（Mogadish）和坦桑尼亚的基尔瓦（Kilwa），考古学家均挖掘出来自中国的钱币。这些钱币大多源自宋、明、清三代。14世纪时，摩洛哥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乘船经马六甲海峡抵达中国主要港口泉州，并在造访杭州后，沿京杭大运河抵达北京。在他的游记中，曾有这样的描写：“对于旅行者来说，中国是最安全、最有秩序的国家。独自一人携带重金在中国漫游九个月，也不必感到丝毫畏惧。即使贫穷的和尚与乞丐也能穿得起丝质的衣服。瓷器之精美天下无双，就连母鸡也比我们国家的个头大。”
中非之间带有官方性质的正式交流，则开始于郑和下西洋。郑和的船队一度抵达索马里并沿岸向南直至莫桑比克海峡。与西方早期航海者不同，郑和的主要使命在于宣扬明朝中国的国威。他向东非的土著领袖赠送礼品，并代表中国皇帝赐予他们封号。中非之间并未就此建立起贸易关系。对于彼时的中国来说，也许这趟“文化之旅”唯一的成果就是郑和从非洲带回了两只长颈鹿作为献给永乐皇帝的礼物。一些文献记载，1415年前后曾有中国船只在肯尼亚的拉姆岛（Lamu Island）附近沉没，幸存的20位中国船员游上岸，并与当地妇女结婚，繁衍后代。目前，在该岛上仍有6位居民身上存留着中国血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