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沟通不畅的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作为记录者，我们不便去揣测。2012年7月，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我们组织了一场小型的新闻记者座谈会，邀请多位乌干达籍知名媒体从业者“头脑风暴”，讨论中国与非洲之间出现文化分歧与误解的缘由。与会者来自路透社、英国广播公司、新华社，以及多家乌干达本地重要报纸与电视台。这些人大多毕业于东非名校马凯雷雷大学新闻传播系，有的还曾远赴英国接受教育。其中，供职于路透社的视频记者贾斯汀·德拉雷兹（Justin Dralaze）说出了他的感受：“中国与非洲打交道的方式主要是政府对政府、领袖对领袖，而民间的交流、人民对人民的交流，几乎是不存在的。”这个观点基本得到了所有参会者的认同。
非洲华人社群的生活状况，似也确实如此。中国商人会组织小范围的华商组织，其现状几可以“山头林立”来形容。总地来说，就是一个大圈子里面套着无数个小圈子，不同的圈子自成体系，互不干扰。中国人内部尚且如此，何况是与当地人？我们访谈过的旅非中国人，包括私营企业主、打工者、跨国公司员工、政府官员、援建技术人员等，没有一个人表达过与非洲本地人交朋友的意愿。在一些大型中资公司如华为、中海油等，尽管非洲本地雇员的比例已相当高，但中国员工与非洲员工也始终处于“各忙各的、各玩各的”状态。
“有很多东西是短期内难以改变的。”供职于乌干达某大型中资企业公共关系部门的翟薇对我们说，“比如说，很多非洲人信仰基督教，他们认为无论自己得到了什么，都是上帝的恩赐，包括中国人修的公路、大坝和体育场；而中国人很多是无神论者，更愿意通过努力的工作来赢取安全感，而且希望非洲人知恩图报。”
翟薇所在的公司为在当地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曾深入许多贫困的城市社区做公益慈善活动，比如为失学儿童捐款等。但每次深入社区做活动，都让翟薇头痛不已。“哪里是慈善活动？明明就是批斗大会！”她有点愤愤地说。社区居民似乎觉得中国公司都是财大气粗、无所不能的，在活动中，他们甚至会夺过话筒，指着活动主办者的鼻尖说：“你们这些大公司既然这么有钱，为何不将村外那条残破不堪的公路修一修？”翟薇被这种奇怪的逻辑惊呆了：修路是你们政府的事，凭什么让我们花钱？难道我们有钱就必须给你们花吗？“所以，不是我们不和非洲人交朋友，而是有些障碍实在克服不了。”
